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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霞: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及其影响  

2013-03-23 18:19: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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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及其影响


作者:刘丽霞
[提要]论文基于对原始资料的收集,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概况,探讨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成绩。从研究中可以看出,近代来华耶稣会士继承了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传统,将文学作为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并较以往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化,为法国乃至西方的汉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明末清初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致力于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双向交流,从而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西方文化相遇碰撞的第一个确切的起点,也奠定了汉学这一学科的基础。在经历了“礼仪之争”的低谷之后,1842年耶稣会士重返中国,在徐家汇和河间府等地建立传教中心,延续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学术传统,其中也包括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研究。


在近代来华耶稣会士中,法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成就尤为突出。其中关涉中国文学者,值得一提的有戴遂良、顾赛芬、禄是遒、明兴礼和布里埃等几位。戴遂良、顾赛芬和禄是遒主要译介中国古典文学,明兴礼和布里埃则致力于中国新文学的研究。除了法国,其他国家如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莅等也在译介中国文学方面成绩显著。


本文试图探讨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成绩,并对其影响加以总结。

一、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概况
戴遂良在华传教三十年,也是一位汉学家,编著有《中国近代民间传说》、《中国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史》、《中国的道德原则与习俗》、《中国的哲学与宗教》以及十卷本的《现代中国》等书。《中国近代民间传说》是专门译介中国文学的著作,而《中国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史》等书则是在介绍中国的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同时,也介绍了一些受宗教与哲学思想影响的文学作品。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使得文学与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等密切相连,所以戴遂良在译介中国文学时,总是将它们置于更广阔的大背景之下。


上面所说情况也适用于另一位耶稣会士禄是遒。禄是遒1884年来到中国,在上海和江南一带传教三十多年,在上海、江苏、安徽和全国各地调查中国民间的迷信习俗,并收集了大量包括中国年画、符咒在内的民俗图片资料。后因健康受损,回徐家汇藏书楼工作,从事著述、研究和教学活动。《中国迷信研究》(法文本)是禄是遒花费毕生精力,结合文献研读和田野调查,并吸收了同在徐家汇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黄伯禄神父的中文文献研究成果,撰写而成的巨著。该书图文并茂,对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信仰活动,做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收集和描述,其中亦多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神鬼因素,堪称巨著。后由爱尔兰籍耶稣会士甘沛澍和芬戴礼翻译成英文十卷本通行于世,集中国和西方学者早期研究中国民间宗教之大成。1966至1967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再版了英文版。2009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据英译本翻译出版了十卷本的中文版《中国民间崇拜》(本文仍取其直译名称《中国迷信研究》)。


顾赛芬也是本世纪的大汉学家,他和戴遂良都在直隶河间府著书立说,留下重要的汉学著作。他用法文、拉丁文译出了《四书》、《诗经》、《书经》、《礼记》、《春秋左传》、《仪礼》等书,译文忠实可靠。


明兴礼“原是法国的一位哲学博士,后来又在巴黎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他曾在中国呆过14年,对汉语有极好的掌握,对中国新文学也有充分的研究。[2]明兴礼对中国新文学的整体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1947年在巴黎大学文学院的文学博士论文《中国当代文学:见证时代的作家们》。该论文后来改写成专著《中国当代文学的顶峰》,1953年在巴黎出版。后由香港耶稣会士朱煜仁将部分内容译成中文,并由香港天主教真理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名为《新文学简史》。[3](P490)1957年由香港新生出版社再版。除了对中国新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之外,明兴礼还对著名作家巴金进行了精到深入的研究,著有《巴金的生活和著作》(1947)。这本第一次全面评述巴金的专著曾产生广泛的影响,为巴金的后续研究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布里埃1934年夏离开马赛来到中国,在上海徐家汇学习汉语及神学,并在那里于1936年被授予神甫圣职。1947年初他开始在震旦大学教书,1953年离开中国。[4](P491-492)布里埃是一位神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在哲学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是《中国五十年来的哲学思潮,(1898-1950)》。在1942-1948年间,布里埃为《震旦大学学报》和《中国传教》等刊物发表了关于中国新文学的一系列文章,所涉作家包括茅盾、苏梅、胡适、林语堂、郭沫若等。[5](P492-493)其中很出色的一篇是《一个当代的中国作家:巴金》。除了对个别作家的研究之外,布里埃也试图中国新文学进行整体性的观照,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一文中。[6](P492)


除了法国,其他国家中最值得提及的就是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徳莅。晁德蒞也是著名的汉学家,精通汉语及拉丁文。晁德莅于1848年来华,终身寓居徐家汇,历任徐汇公学校长、初学院院长,后来中国天主教著名人士马相伯、马建忠和李问渔,皆出其门下。他所编撰的《中国文化教程》共五卷,上海长老会印刷所1879至1909年陆续出版和再版,是一部供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及文化的很有价值的学术巨著,采用汉语与拉丁语双语对照排印、每页有注释的体例,辑录内容极其系统而广泛,从四书五经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诗、词、歌、赋、杂剧、小说、古文、简牍、八股文、对联等无一不包,1879年出版第一、二册,1880年出版第三、四册,1882年出齐。


二、近代来华耶稣会士译介中国文学的全面拓展

近代来华耶稣会士继承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传统,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译介工作。在此基础上,他们也对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中国文学进行了全面而有系统的研究,无论是在中国古典文学还是中国新文学方面,都有卓见功力的宏观把握,并试图在某些领域作精深的探讨。


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令此前来华耶稣会士不重视中国纯文学的态度有了不少改观,因为他们从实践中认识到中国人文以载道的特点,认识到中国文学与文化是水乳交融的,在文化要义的传达上,文学是一个极佳的手段和工具。所以他们在介绍四书五经的同时,也译介了《诗经》、《今古传奇》、《赵氏孤儿》等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不过总起来说,18世纪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到了近代,随着传教的便利,来华耶稣会士在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深度,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一)抒情类:
18世纪耶稣会士对中国抒情类的译介主要体现在《诗经》方面。作为“五经”之首,《诗经》受到传教士们的青睐,也是很自然的。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领域,近代来华传教士固然是继承先贤开辟的道路,但也有自己的新贡献。近代来华法国耶稣会士顾赛芬以法文、拉丁文、中文对照排印的《诗经》全译本于1896年由河间府出版。顾赛芬在其《诗经》全译本的序言中称:“《诗经》可能是最能向人们提供有关远东古老人民的风俗、习惯和信仰方面资料的书,它无疑会使伦理学家、历史学家产生特别的兴趣,对传教士也大有裨益。”[7](P52)在他为此译本所写的长篇导言中,不仅对《诗经》中的历史、风格、寓意和文学成分作了总体介绍,还对全书308首诗作了具体分析归纳,从中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各个层面的知识,了解中国社会风貌的突出特征。[8](P52)


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莅则在其巨著《中国文化教程》第三卷中译介了《诗经》(含《国风》、《小雅》、《大雅》、《颂》);第五卷中则更广泛译介了中国的诗词歌赋,选译了五言诗(含五绝50首、五律50首、五排20首、五古20首、试帖60首);七言诗(含七绝100首、七律50首、七排5首、七古15首、今诗10首)。词赋方面,则包括赋24首、词40阙。实可谓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


中国新文学中的一些著名诗人的诗歌也得到译介研究。如明兴礼在其著作《新文学简史》中,分别从“徐志摩——热情浪漫的诗人”、“闻一多——注重规律的诗人”等角度加以细致分析。


(二)叙事类: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主要译介中国儒家典籍,而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也使得儒家典籍中少涉神话作品。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等方面,虽然译述的成分较多,分析评论的成分较少,但较之以往研究,还是有所拓展。通常作者在译述之前,会对其中所涉及的中国宗教观念做整体介绍,使读者明白支配这些神话故事的大致思想。


以戴遂良的《中国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史》一书为例。该书对中国各教派及哲学思想的主要观点和发展演变作了全方位的梳理和探索。在介绍佛道思想的同时,他也介绍了一些受佛道思想影响的民间故事,以及包括《西游记》、《三国志演义》、《红楼梦》和《聊斋志异》、《新齐谐》、《太平广记》等在内的小说作品。《中国近代民间传说》一书也在具体翻译介绍中国民间传说之前,先对中国民间宗教观念作一简要介绍,之后所涉故事来源包括《列仙传》、《神仙传》、《搜神记》、《西游记》、《异闻总录》、《神仙通鉴》、《列仙通纪》、《聊斋志异》、《红楼梦》、《新齐谐》、《古今图书集成》、《阅微草堂笔记》等80多个中国作品集,并从中选译了222个故事。


禄是遒的《中国迷信研究》共十卷,其中与中国文学相关者主要出现在后五卷,即《中国众神》、《佛教传说》、《佛界神祇》、《道界神祇》和《道教仙话》。作者在介绍中国的所谓“迷信”现象时,涉及到《山海经》、《搜神记》、《重增搜神记》、《太平广记》、《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作品。如第八卷《佛界神祇》中根据《西游记》描述了有趣的猴王传奇,以及引述了《西游记》中对佛教地狱的描写:唐太宗身亡后,魂灵降入阴间,见到十位阎王,并与阎王有一番交谈,且在掌管生死薄的崔珏帮助下增添了二十年阳寿。


晁德莅的《中国文化教程》第一卷中,小说的译介内容包括:《孝弟里》、《双义祠》、《薄情郎》和《芙蓉屏》,分别出自《今古奇观》卷一、十一、三十二、三十七。才子书的译介内容包括:《三国志》(第一、三、四、二十五、四十一、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九、五十三、五十六回);《好逑传》(第四、五回);《玉娇梨》(第五回);《平山冷燕》(第十、十三、十四回);《水浒传》(第二十二、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回)等。


而在中国新文学的研究领域,近代来华耶稣会士无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像明兴礼、布里埃等人对法国学界研究中国新文学小说的贡献,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明兴礼对巴金的精到研究,已经突破了传教士研究领域,在整个西方的巴金研究领域中,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此外,明兴礼、布里埃等人对新文学小说家鲁迅、老舍、苏雪林等的研究,除在《新文学简史》等专著中论及之外,还有一系列单篇文章,如明兴礼所撰之《两个种族,两代人:老舍笔下的〈二马〉》、《从母爱到上帝之爱:时代的见证人苏雪林(苏梅)》等,布里埃所撰《时代的画家:茅盾,小说家与理论家》、《苏梅(绿漪),其短篇小说及其文学批评》、《一位大众作家:鲁迅》[9](P491-493)等,也为中国新文学小说家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戏剧类:
戴遂良的《中国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史》一书介绍了元朝以后受社会流行信仰及道德观念影响的戏剧20部,即:《珠砂担》、《神奴儿》、《吕洞宾度铁拐李岳》、《三封书》、《倩女离魂》、《孟良盗骨》、《两世姻缘》、《告阎神》、《窦娥冤》、《乌盆记》、《双槐树》、《探阴山》、《目莲救母》、《天雷报》、《马义救主》、《五花洞》、《红梅阁》、《王家庄》、《骂阎罗》、《思凡》。


晁德莅则在其巨著《中国文化教程》第一卷中,译介了如下杂剧:《杀狗劝夫》(楔子、第三折)、《东堂老》(楔子、第一折、第三折、第四折)、《潇湘雨》(楔子、第四折)、《来生债》(楔子、第一折)、《薛仁贵》(楔子、第一折、第二折)、《马陵道》(楔子)、《冤家债主》(楔子)、《慎鸾交》(第二十出)、《风筝误》(第六出、第七出、第八出)、《奈何天》(第二出)。


在中国新文学的研究领域,明兴礼、布里埃等人对曹禺、田汉、洪深等戏剧家的研究,除在《新文学简史》等专著中论及之外,还有一系列单篇文章,如明兴礼所撰之《曹禺的世界》、《文明的官司:曹禺的〈北京人〉》[10](P491-493),布里埃对田汉和洪深剧本的研究等[11](P20)。这些研究,重点不在译述而在于评论,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以往的浮泛性介绍。


三、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之影响

19世纪后期,来华传教士、外交官或供职于驻华外交机构如海关等一批所谓“实践型汉学家”著作的问世,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法国乃至欧洲汉学研究的成果。[12](P129)


从以上考察中可以看出,近代来华耶稣会士继承了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传统,将文学作为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并较以往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化。他们的研究成果推动了西方对中国文学及文化的深入了解。


比如顾赛芬的《诗经》全译本于1896年由河间府出版后备受好评,他的“法文、拉丁文准确优美,无可挑剔。他的翻译严格忠于当时中国官方推崇的朱熹学派的诠注;没有做任何独出心裁的解释或个人评论的意图……在这个限制性相当强的范围内,顾赛芬的译文是可靠的,至今仍有很强的实用价值”。[13](P40)


又如禄是遒的《中国迷信研究》出版后,曾获得法兰西学院所授予的一个特别奖,此举表明法国主流学术界对教会学术界的认可。1939年,法兰西学院的外围学术机构北平法国汉学研究所成立,民俗学组的研究人员在拟定研究项目的时候,选择《中国迷信研究》,结合哥罗特的《中国的宗教制度》等书,编制人名、书名通检及研究卡片,作为首要课题。[14]这些都说明近代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对法国汉学研究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我们注意到,在《中国迷信研究》的英译本中,译者引用当时诸多汉学家如沙畹、庄士敦、盖蒂等的研究资料加以详尽注释,使得英译本本身就成为一种近代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成果[15],也说明包括英译本在内的《中国迷信研究》成为当时汉学研究互动中的积极参与者。


再如明兴礼,作为杰出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者,既有对中国新文学的整体研究,又有对单个作家的专门研究。明兴礼对中国新文学的整体研究,如前所说,主要体现在1953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的顶峰》,该著是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当代文学:见证时代的作家们》(1947)基础上改写的。这部著作早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4),后者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也是20世纪50年代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一部新文学史著作,并奠定了之后主流新文学史的研究脉络。明兴礼的著作比较而言,少了些意识形态的成分,多了些文学自身的价值判断。除对中国新文学作出整体研究之外,明兴礼对单个作家特别是对巴金研究成就突出。他曾经两次到中国作访问研究,对巴金非常熟悉和了解。在1946-1948年间,他曾多次与巴金通信讨论巴金与西方文化思想的关系。1946年,他在完成了博士论文后在回法国之前,曾到巴金家中访问过,并把自己的论文稿送给巴金看。[16]1947年,明兴礼出版《巴金的生活和著作》,开巴金研究以专著形式出版之先河。1950年上海文风出版社出版了由王继文翻译的中文版《巴金的生活和著作》,译者在“后记”中称这本书是明兴礼在巴黎大学所写博士论文中有关巴金的部分。[17](P211)该书“是研究这位中国新文学巨匠第一部有分量的论著,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8](P208)。该书在评析巴金的生活和著作时,着重在比较中凸显巴金的创作特色。具体而言,一方面是“把巴金的创作放到中国文学发展中加以考察,从而论述了巴金在中国新文学史中所具有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将巴金放到中法文学比较中去研究,因而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拓展”[19](P208-210)。


结 语
本文基于对原始资料的收集,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概况,探讨了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成绩及其影响。

从研究中可以看出,近代来华耶稣会士继承了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传统,将文学作为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并较以往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化。如果说早期那些译介中国古典文学的耶稣会士的研究尚有些浅尝辄止的浮泛之感,他们的译介主要还是停留在单纯的翻译层面,或者是将文学作品作为其研究中国宗教、哲学、伦理道德思想时的佐证材料,那么后期以明兴礼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对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则已具备了相当的理论深度和专业水准,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汉学研究的成果。作为长期生活在中国、广泛涉猎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实践型汉学家”,这些来华耶稣会士所提供的丰富的一手资料,对其他相关研究者也是有益的借鉴。当然,较之于当时的专业汉学家,这些传教士汉学家的研究也不能过于高估。


由于近代来华耶稣会士研究中国文学的相关资料尚需进一步搜集整理,因此本文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1][16]陈丹晨 巴金的梦:海外巴金研究热[N] 文汇报2003-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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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许光华 法国汉学史[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13][法]戴密微 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A] 胡书经译 阎纯德 汉学研究第一集[C]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

[14][15]李天纲 禄是遒和传教士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A] 中国民间崇拜[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17][法]明兴礼 巴金的生活和著作[M] 王继文译 上海:上海文风出版社,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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