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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基督徒论坛(学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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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蒋经国一生俯首阳明心学,同时又是虔诚的基督徒  

2013-06-21 16:10: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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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蒋经国一生俯首阳明心学,同时又是虔诚的基督徒


作者 佚名


我这两年辛苦,看到和蒋介石相关的资料至少也有几十本。得出的结论是蒋介石绝非善类。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一书作者陶涵的话说:这个人极其残忍。但这也许是受传统政治影响,或者身处的环境太过险恶,养成了这种个性。但在他身上,的确又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战败者相当宽容。不论是他消灭的直系军阀、还是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在战败后,蒋介石对他们最大的惩罚就是出国考察半年,然后容忍他们回来继续当官、继续拆他的台。

作为统治者,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和中国所有的帝王和独裁者都不一样。

蒋介石、蒋经国一生俯首阳明心学,同时又是虔诚的基督徒。这和他的先辈徐光启很有几分相似。宋美龄的妈妈倪桂珍是徐光启的后人,而蒋介石通过与宋美龄联姻使蒋家和徐光启家族搭上关系。国人大多知道徐光启是天主教徒,却很少有人知道徐光启其实也是阳明心学的学生,并一生对阳明心学怀有深情。不管是徐光启,还是蒋介石、蒋经国,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眼界最为开阔的人物。

从明代开始的这个中国伟大家族,积几百年的传承,终于在蒋经国这一代让中西文明融会贯通。

王守仁的学说世称“心学”,并与陆九洲的学说合称为“陆王心学”,这是同程朱理学分营对垒的一种新儒家学说。程朱理学(又称“道学”)把抽象的“理”(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看作宇宙万物的本原,主张“即物穷理”,“存天理,灭人欲”,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陆王心学则将主观的“心”(人的意志和道德观念)视作宇宙万物的本原,主张“发明本心”、“致良知”,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王守仁集来明心学之大成,他在全面继承和批判儒家人性论的基础上,着重对孟子“尽心”说和陆九渊“心即理”说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创建了以注重内心即人的主观能动性为特色的新儒学阳明心学,从而达到理学发展的高峰。在阳明心学体系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三个最为重要的论题,由此也形成了王守仁独到的教育思想,下面予以分述。

   
心即理“心即理”是王守仁心学的逻辑起点,是其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也可以说是他的宇宙观。在“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上,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产生了很大分歧。程颐认为“须是遍求”事物,方可“达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9);朱熹继承程氏学说,提出了“即物穷理”的主张。而陆九渊则认为“理”不寓于外物,而存在于人的心里,“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象山全集》卷11《与李宰书》)。不过,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在主观唯心主义方面还不够彻底,对“心”与“理”的关系问题还存在并列倾向和把“心”客观化的痕迹。而王守仁则克服这个缺陷,发展了陆氏“心即理”这一命题,主张“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认为求“理”不在于“格物”,而在于“致知”,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答顾东桥书》)。王守仁公开宣称:“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象山文集序》)。他以“心即理”作为“立言宗旨”,否定了朱熹分裂“心”与“理”为二的理论;以“求理于吾心”作为“致知”途径,否定了朱熹“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的观点;又以“心之本体”说扩充了“心”的内涵,修正了陆九渊的“本心”说。这样,便形成较为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王守仁认定:吾心便是天理,便是世界的本体,它既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又是事物变化的归宿。因此,天地间诸事万物,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等等,无一不是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所以,他反复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与王纯甫(二)》),“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答顾东桥书》),提倡求“理需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传习录上》)。

   
王守仁“心即理”之说,是其“知行合一”论的基础,它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潜在能力,反对迷信外在权威,否定用现成规范和书本教条来禁锢人的身心,而主张依靠自我的“心之本体”(良知)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在道德实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然而,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把人类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等同起来,断然否定了有离开心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王守仁所谓“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就是把人类认识的能动作用片面夸大和过分神化,以致用吾心之主观精神吞并了客观存在之物理。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批判的。

   
知行合一“知行”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曾为历代哲学家所关注和探讨。从先秦《左传"昭公十年》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道家的“不行而知”,到宋代程、朱的“知先行后”,再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乃是“知行”范畴发展的重要阶段。

   
“知行合一”论是阳明学说的核心,是其理论体系的主体结构,所以王守仁自始至终以此作为“立教宗旨”。这种“知行观”只是把认识问题局限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上,主要是揭橥道德修养层面的认识与实践问题,其价值取向则是道德实践的实际作用。因此,它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实学精神,具有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倾向和人本主义意义。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是以“心即理”之说作为理论基础的。他在《答顾东桥书》中说:“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王守仁认为,“知行”问题与“心理”关系紧相联结,朱熹学说之失就在于分“心”与“理”为二,因而导致分“知”、“行”为二。他一反朱熹“外心以求理”之说,主张“求理于吾心”,大力倡导“知行合一”。

   
王守仁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论,主要是因时而发。明代中叶宦官专权,政治腐败,贪官污吏肆意横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这严重威胁着封建政权的稳固,有力冲击了封建王朝的伦理纲常,大大加深了明代潜伏已久的社会危机。由此,王守仁痛感:“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然而人是己见,莫肯相下求正。”(《答储柴墟(二)》)于是,他以治天下之病的“医国手”自诩,几经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一个自以为救治此病的“良方”,这就是“知行合一”。在王守仁看来,人们想的与其做的基本上是相合的,如果彻底去掉人们对于封建伦理经常的违戾意识,就不会发生违反和破坏封建伦理纲常的行为。如果分“知”、“行”为二,其危害甚大。所以他曾明确指出:“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有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

   
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着重从“知行”的同一性方面较为深入地进行了探讨,认识到“知行并进”,“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他自信这种“知行合一”论,既可纠正程、朱“知先行后”之偏,又可补救世人“知而不行”之弊。平心而论,王守仁关于“知行合一”的主张,确实比前人有所进步。首先,他将“吾心之良知”作为“知”,将“致吾心良知干事事物物”作为“行”,而以“心即理”为前提,以“知行合一”为指归,从而达到体认良知的目的。这种认识论,就其解剖自身(吾心固有的“良知”)以推求万事万物之理的认识方法来看,内中蕴含有“一般(事事物物)存在于个别(吾心良知)之中”的辩证因素。由此,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便以其发展了主观能动的一面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高度,为宋明理学增进了一个新的范畴,为认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其次,王守仁反对朱熹以“知先行后”说割裂了“知”、“行”的辩证统一关系,公开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要命题,极力强调认识过程中“知”、“行”两个阶段之间的统一与联系,这是王氏高于朱氏之处,是他对于认识论的新贡献。

       
致良知“致良知”论,是王守仁关于认识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他对于“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心学命题的理论概括与升华。王守仁称此为“孔门正法眼藏”,是“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他曾自我标榜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他从37岁龙场“大悟”到50岁始揭“致良知”之教,其间经过了十几年学术研究和事功磨炼的艰难历程。“致良知”命题的提出,代表了阳明心学的终结,标志着阳明心学的发展达到了它的顶峰。

   
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是将《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说结合起来加以改造和发明而产生的。《大学》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圣”,强调“格物”是身心修养的首要环节。王守仁对此进行了改造,认定“格物”就是“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答罗整庵少宰书》),因而“致知”也就在于“格心”。《孟子》所谓“良知”,主要是指先天固有而不经后天习得的善性,即天赋的道德意识。王守仁就此作了很大的发挥,认定“良知”为心之本体,能生天地、万物和人类;它“动静一源”,是封建伦理的升华和至善的道德;它是“辨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样,被改造过的《大学》“致知”和被发挥了的《孟子》“良知”两个观点便溶合为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在王守仁看来,“良知”也就是“道”、“天理”、“本心”;“致”就是使良知“明觉”和“发用流行”。“致良知”也就是把“良知”扩充、推及到万事万物之中,予以发扬光大,从而将人的潜在道德意识转化成现实的人生价值。

   
王守仁之所以要倡导“致良知”,自然是为了达到“为善去恶”、维护封建道德规范这个现实目的。所以,他后来把自己的心学宗旨归结为“王门四句教”,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王守仁的晚年定论,与其“致良知”说相吻合。由于“致良知”说甚为“明白简易”,“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党”(《寄邹谦之(三)》),加之王守仁宣扬人人皆有“良知”,个个做得“圣人”(《传习录下》),使“致良知”得以普及和推广,因而其影响十分深远。

    其一,要求学生必须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这是王守仁在贵州龙场讲学时为诸生所立下的四项准则,充分体现了其教育思想的最基本点。立志,是四项准则中最重要的一项。王守仁认为,立志是为学的基础和前提,并贯穿了为学的全过程。他曾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书朱守谐卷》)。这就高度强调了“立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紧接着,王守仁提出了“勤学”一项,他说:“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教条示龙场诸生》)他要求学生“不以聪慧警捷为事,而以勤确谦抑为上”(同上)。王守仁提倡诸生勤学,不仅指读书,也包括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为此,他又提出了“改过”、“责善”两项要求。“改过”是对己而言,王守仁认为凡人“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责善”是对人而言,即规劝别人改过,王守仁指出:“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同上)以上四项准则,其实质虽然属于封建道德修养的范畴,但作为对学生的四点基本要求,无疑值得我们借鉴。

   
其二,培养学生独立与自主的治学精神。王守仁提倡学贵自得,经常教导诸生要“自得于心”,要具有独立思考与敢于自主的精神。他曾说:“夫君子之论学,要立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答徐成之(二)盯王守仁还强调即使对于圣人的话,也不可轻信盲从。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王守仁倡导的这种不迷信权贵,敢于坚持自己创见的治学精神,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其三,提倡学习要循序渐进,教学要因材施教。王守仁认为,知识的积累和道德的修养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因而他强调学习“不可躐等”,“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他常以婴儿长大成人、树木由小变大等事例为喻,教导弟子在学习中循序渐进。他曾向诸生明确指出:“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到此方是精一功夫。”(《答聂文蔚(二)》)与此同时,王守仁又极力倡导因材施教。这是与循序渐进相辅相成的一个重要教学原则,要求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情况相应地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王守仁曾说:“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起来”。(《传习录下》)这是主张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特点因势利导,不可超越其接受能力而施教。王守仁还指出:教学要注意学者的症结所在,不可不问青红皂白,乱授一气。就象良医治病,初无一定方剂,只是各随病人症候的虚实、强弱、寒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法,既要“随病用药,”又要“因药发病”(《与刘元道》)。这也是强调对学生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反对用一个模型去束缚学生。

   
其四,坚持实事磨炼与身体力行,不死守书本教条。王守仁在年轻时候就曾亲自去做格竹子的实验,而在以后的教育生涯中,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政务和军事活动。这种实践经历使他不把为学仅仅看作书本上的事,而强调实事磨炼与身体力行,这正是他根据“知行合一”原则教人在实践中锻炼思想与意志,培养优良品质与行为习惯的治学方法。王守仁曾告诫学者们说:“吾与诸公讲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诸君听吾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空话说,虽听之一何用?”又说:“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谁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传习录下》)可见,他主张即事即学,即政即学,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不可离开亲躬实践而空谈为学。王守仁经常教导学生通过事上磨炼与身体力行,使自己的学业精进,道德品质得以发展和完善。他也常常现身说法,告诉弟子们说:“知行合一”、“良知”等学说,都是他从“百死千难”中实践得来的,人不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无以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和建立自我的主体性,无以养得“此心中和”。王守仁的这些教育论观点,虽然是以经验主义出发的,但也应当视为他在教育过程中对认知活动的正确总结,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阳明心学是明代儒学革新的产物,它在形式上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理论框架,重新建立了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为基本范畴的心学思想体系,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改造和革新了宋明理学,并在内容上高扬人的价值与地位,强调了道德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由此还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其影响甚为广泛而深远:就时间而言,从明代中后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就学科而言,涉及到政治、教育、学术、思想、文艺等领域;就地域而言,除了中国之外,还波及到世界,即如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而本世纪以来其影响又逐渐深入到美国和欧洲,王守仁著作的翻译本不断增多,其学说思想的研究日渐形成风气。可见,阳明心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主要参考书
    1.王守仁《王阳明全集》
    2.余重用《阳明先生传纂》
    3.黄宗勇《明儒学实》
    4.张廷玉《明史》
    5.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一)
    6.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
    7.张岂之主编《中国儒学思想史》明代部分
    8.毕诚《儒学的转折--阳明学派教育思想研究》
    9.方尔加《王阳明心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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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信仰坚定的虔诚基督徒蒋介石

 

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在《信仰的力量》中说:“能够激发一颗灵魂的高贵、伟大的,只有虔诚的信仰。” 美国诗人惠特曼说:“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

蒋介石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也有人骂他是独夫民贼。他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可是他最后却丢失大陆,退居台湾岛。在大陆,长期的妖魔化早已扭曲了他的形象,但不少人也感叹,一个讲规则的正人君子败给了一个不讲规则的流氓;二人的巨大差别在于,一个爱国爱民,一个暴虐恣肆;一个有信仰,一个无信仰。

信仰并不能保证人总是成功,但是依靠着信仰的力量,即使遭遇艰难困苦、陷入失败的境地也能够活出高贵的人格,不放弃原则底线,并最终取得成功。

人们知道蒋介石是一个基督徒,但许多人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当初为了娶宋美龄不得不勉强入教,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根本不践行基督信仰。然而这种认为根本就错了,蒋介石竟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从受洗之后,几十年如一日,坚守信仰,始终不渝。最近公开的蒋介石日记真实地披露了这一点。美国的胡佛研究院2006年公开了《蒋介石日记》,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纷纷专程前往探宝。让他们惊讶不已、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蒋介石日记中详细记录的祈祷、认罪、忏悔、感恩,以及几十年如一日的灵修生活。

受之前宣传的影响,很多大陆学者一直以为蒋介石的基督信仰是假的,但看过他的日记后,没有人对此再提出质疑。研究蒋介石的专 家郭岱君说:“基督教的信仰,对于蒋先生来讲,在困难时给他力量,在痛苦的时候给他以抚慰。最重要的是给他以冷静与智慧,让他在思考祷告中找到国家的方向。”

在蒋介石的一生中,有三个女人深深影响了他的信仰,即他的母亲王采玉,岳母倪桂珍以及妻子宋美龄。蒋母王采玉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曾带发修行,还俗后仍一直信佛吃素,晨昏念佛不辍,蒋介石年幼时经常跟着母亲去附近的寺庙吃斋念佛。受母亲影响,他以后也曾研究佛学,对谈佛也颇有兴趣。1927815日,蒋介石发表辞职下野宣言,次日便到雪窦寺,常驻在寺中,并邀请太虚来讲《心经》大意。

蒋介石接受基督信仰是因为他与宋美龄的婚姻。192710月初,蒋在与宋美龄成婚之前,宋母倪桂珍要求蒋信奉基督;蒋表示,他愿意仔细研读《圣经》,然后再作决定,从此开始认真研读圣经。直到1930年,岳母病重,为了使老人在离世前得到一点安慰,他才接受洗礼。但此时的他并未完全放弃佛教信仰,每次回奉化故里,还会到雪窦寺去礼佛。1946 年还都南京不久,蒋介石便请来太虚为自己选择墓地。太虚选择了紫金山上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的一处地方。后蒋介石遂在此处建了“正气亭”,欲待“万年之后于此安然”。19491月蒋宣布“引退”后,也曾到溪口武山庙祈神抽签。

因此,这一时期,蒋介石对信仰采取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基督信仰和佛教、儒家“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观念掺杂在一起。每当战事遇到困难时,他就会向上帝恒切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他。例如1944年衡阳保卫战期间,他曾多次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保佑衡阳不被敌军攻破,他在728日的日记中写道: “愿主赐我衡阳战事顺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他甚至在日记中发誓,若上帝保守他在衡阳之战中取胜,他将命令全军将士皈依基督。

蒋介石基督信仰是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宗教体验而逐渐确立的,他多次遭遇生命危险,但却总是能够转危为安,他相信上帝保佑了他。尤以1936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为转折点。在这场事变中蒋介石遇到了平生最严重的生命威胁,心绪极度不安。他恳切地祈求上帝救他,但他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在《民国二十六年耶稣受难节证道词》中,把自己所遭遇的磨难看作是上帝允许的不可避免的牺牲,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作的牺牲一样。1222日,当蒋介石见到奋不顾身、 前来营救的宋美龄时,开口便说道,“今晨余展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有此。”

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为了国家利益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甚至多次在日记中写下遗嘱,愿意以身殉国。他深知中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但双方实力过于悬殊。日本作为亚洲军事强国,经长期备战,九一八事变时,已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配备近二百万吨战舰的海军,以及拥有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而中国刚经历军阀混战,国力空虚,战备不足。抗日战争初期,国军海军仅有五万吨舰艇,空军仅有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加预备役共二百五十余万,士兵缺乏教育,军官缺乏现代战术训练。而且关键的是,蒋介石并不能完全指挥这些军队。因此,包括汪精卫等国民党元老、胡适等著名知识份子都认为中国完全不具备和日本抗衡的条件,但凭着信仰的力量,蒋介石坚决不投降,并积极为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

西安事变彻底打乱了他的部署,他不得不在尚未做好对日作战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开战。1937813日爆发的淞沪会战是蒋介石主动发起的战役。日军投入37万人,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万人,死伤30万人。蒋介石聘请德国顾问训练的最精锐的部队四分之三都在这场战役中牺牲了。

作为一个国家领袖,对民族危机忧心如焚,他愿意来到上帝面前忏悔自己的罪孽,因为他认为这种民族危机是由于自己的罪恶而引起的。他在19381212日的日记中记载: “惟祈上帝能早日赦免余罪恶,而余国之民族速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

八年抗战取得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在民国政府的努力之下,英美等国带头废除了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另立新约。作为“二战”的战胜国之一,中国理所当然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蒋委员长作为“民族英雄”,在全民一片欢呼声中,志得意满。在194510月末的一篇日记中,记下了战争胜利后,自己的信仰和体力倍增,这都是上帝的恩惠。但上帝要用更严酷的方式塑造他。由于决策失误,战后国内问题丛生,物价飙升,民怨沸腾。三年内战,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接连失败。他从人生的顶峰一下子跌入谷底。他怀疑上帝抛弃了他,一度灰心失望想自杀。

国共相争,蒋介石惨遭失败,失去了95%以上的领土,败退台湾岛,他痛苦万分。1949101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眼望着手造的中华民国的危亡,怎敢不挥泪前进。走这条路的,谁都知道艰难崎岖……现在四围虽都黑暗,只见失败,魔鬼势力更强,似乎大不可当,环境恶劣比前更甚,神也似乎远离了我,遗弃了我;但感谢天父我仍能藉着这一线光明的信心,已足使我按步前进,毫未失望,绝不丧心。”同月31日是蒋介石的63岁生日,他在日记上承认过去一年是他生平最黑暗、最悲惨的一年,但他壮志未酬,仍求上帝的怜悯,让他能够在有生之年,完成救国救民的使命。日记上说:“其或天父怜悯余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忱,赤忱始终。如有增无已,所以增添余之寿命,而留待余救国救民,护卫上帝教会以完成其赋予之使命乎。”

在台湾,蒋介石深刻反省在大陆的错误,调整了政策,促进台湾经济和民生的发展。他这段时期的信仰更为虔诚,灵性更坚定。《纽约时报》曾报导:“他刻苦简朴的时日完全消磨在工作上,每日只有两次小小的间断,那就是祈祷和默想。......蒋总统黎明即起,清晨约七时,他已盥洗毕,或穿当日所穿蓝色之长袍,或穿一普通军服,然后进入书室,与蒋夫人同作早晨的祈祷。”蒋介石的牧师周联华也回忆说:“蒋介石和宋美龄每天早晨起床一定都会读圣经。”晚年时,每个主日,蒋介石都要和夫人一起到台北市士林凯歌堂做礼拜。在遗嘱中,蒋介石称:“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的信徒自居。”

这就是作为基督徒的蒋介石。因着信仰的力量,凭着“一线光明的信心”,他在逆境中站立起来,奋发图强,奠定了台湾复兴的经济基础。他的儿子蒋经国先生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是他亲手开启了台湾的民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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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有好事者形容,自从2006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陆续开放以来,每天都有世界各地的学者在此研读,而在午餐或晚餐时,学者们用五花八门的语言一起聊大天,那种场景仿佛回到了拉斐尔的雅典学堂。所聊的话题只有一个,蒋介石。每个史学家所掌握史料不同,侧重点也不同,而美国资深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所著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主要集中于矛盾复杂的蒋介石贯穿一生的观念和思想。由于工作的性质,陶涵的研究可谓是近水楼台,因此其作品是以披露真相和出语惊人著称的往往那些近似爆料的史料,在他那里只是正常使用罢了。该书在写到蒋介石青年时代时,用了一个很少用的词:“新儒家”。这不是后来唐君毅、杜维明、牟宗三等人所说的学派,是指民国以来现代化背景下的儒家。中国传统思想在这里已经 “刷新”了很多,但主干还是保留的。蒋介石自幼念过私塾,随后上了新式的学堂,直至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而骨子中始终是一个老式乡绅,就像他的长袍马褂一样,他会在日记中对自己所犯错误产生自责,也会对整个中国社会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伤感。 而作为儒者的蒋介石,成功地上演了一出不断兼并他人,排挤打击异己的戏。他的人生道路分成了两步走,第一,抓权;第二,改造社会。儒家从来没有讲过人人平等的观念,这是它被诟病的一面,蒋介石却继承了这一点。他有一个想做伟人领袖的野心,这不仅仅是来自于他自恋的性格,更承载了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千秋大梦。他要把古老多难的千年古国,“改造”成新时代的楷模。

    书中还写了,蒋介石是一位标准的基督徒,他在遗嘱中写道“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他在演讲总是反复强调中国必须重振的民族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中,“忠、孝、仁、义、礼、义、廉、耻”是儒家,“爱、信、和平”来自基督,即要恪守封建传统,又严格阅读《圣经》并做礼拜。蒋介石就成为了其中的调和者,先调和到自己身上再作用于社会。他对现代化中国的构想,就是要在这里找一个平衡点。就像当时的知识分子,即在幼年受教育时保留了古典的精髓,又到海外留学带回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浪潮,这些西化的“新儒家”在蒋介石面前大大地风光了一把。而一个儒家宗法制社会外加浓郁的西化风潮,给人的感觉总是像传统的萨其马(国产糕点)上涂满了起司(Cheese)。这种感觉,是以往很多书中都难以写出来的。

    真诚的信仰即把蒋介石塑造成一位领袖,也造成了中国的缺陷。蒋介石一直在实现着他“改造”中国的梦想,即使在国共双方在江西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想着“新生活运动”,即使到了台湾仍旧力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连台北市的街道名称都被他改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他希望中国能有一些新儒家的思想优点和日本的生活习惯简朴、良知、单纯、诚实,甚至准时、卫生、整洁。这些都是从生活细节上去改变中国,让中国人变得更加文明和友好。这种融合了四面八方的拿来主义,使得他全身插满了理论的武装,并按照一个十分理想的状态执行下去。对此,《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认为:“蒋一直在思索如何发展一套精神文化架构以补足、加强民族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而这一系列电视剧一样的梦想,被日本侵略砸得粉碎。

    2011年辛亥百年纪念以后,对于蒋介石的研究也又推到了一个新阶段。蒋介石是蒋介石,民国是民国,他是怎么把自己的影响作用于民国?并给民国带来了哪些优劣?美国教授兼外交官陶涵笔下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他在采访中说得更加明确:“蒋介石无疑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不管是世界范围内还是中国历史上。中国,或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所有伟大人物的道德品质都是有争议的,蒋介石的成就无疑让他对得起这个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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