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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基督徒论坛(学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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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蕉风:全面复兴墨教传统,让左派右派在墨子学说中找到皈依(附评论两篇)  

2016-01-22 19:29: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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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教文丛”总序:全面复兴墨教传统,让左派右派在墨子学说中找到皈依

  

逝者如斯夫!在中国先秦时代与儒家并称“世之显学”的墨家中绝至今,已逾千年岁月。世人多谓子墨子学说一朝而斩,沦为前世余灰,乃国史中一死物尔,永无复振生机。果其然也?曰:不然!墨学非真能亡也!一圣人死,其气化为数十贤,子墨子学说泽被儒法道兵农等诸子百家者,何可胜数!发而为行动者的,有许行及任侠一派;尚同、重功利,则见取于法家;节用平等,为道家所吸收;甚至儒家士君子念兹在兹的乌托邦——《礼运·大同》中所描绘的“大同盛世”,亦受到墨家兼爱理想所启发。

墨学是支撑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文化神髓和思想肌理,千年绝学之传承,赖有前人播下种子,方有后人收获果实。吾辈深慕墨子芳踪,憾墨学闇蔽,乃发明科圣遗意,立墨教以为群墨纲纪,以显白墨教微言大义,接续墨学千年道统,足可资后代一窥当代墨研成就之格局,亦可资当下新国学、新墨学的创新发明。民国以降,近百年来,我国渐入全球化之新战国时代,未来将何恃以为国际竞争之才具,将何恃以为立身处世之资本,尤当审慎思之。前贤已开出一条进路,即参考中西方诸伟大思想,酌采子墨子之学说,以兼爱非攻之道,来应付时代的变化。《墨子·大取》云: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诚哉斯言!《墨教文丛》就是这样一枚种子。只要种子不死,无虑花果飘零。

两千年蒙尘,绝学墨道法;十数载开新,诸子百家言!吾辈奉墨子教义而颂焉,曰:子墨子兼爱以行为本,忧患必与民同。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贫富得均,贵贱得等,刑狱得公,暴政得诛,贤良得立,乃摩顶放踵所愿行,终身无己,著述讲习,教门斯立。

子曰:“天之未丧斯文也!”《书》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嗟乎,虎啸而谷风起,龙兴则景云现,昔子墨子金声振于外,灼然玉举,高标圣教。墨者星汉拱于北,响应风从,化若偃草。今大道重光,方涣涣兮,赖诸前贤,浏其清矣。墨教汜兮,其可左右,万类同归,殷其盈矣。唯望道未见,故纯之不已。藐予小子,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编撰诸公,皆墨门俊杰,一时之选,特申主张如下:

   墨教为融摄新墨家、新墨学、新墨者的“三位一体”宗纲。

新墨家是先秦古典墨家的继承者。作为继承者,新墨家的首要任务是:回顾先秦百家争鸣,反思千年儒术独尊,评价近代百年风云,重新审视儒生对墨学的攻击,再次辨析马列思潮对墨学的歪曲,深入墨家原典,还原墨学原貌,正本清源,恢复墨学的独立地位与自主性,弘扬墨子的基本思想,奉行墨家的基本教义,继承墨学的基本原则。

新墨家是新墨学的原创动力。作为原创动力,新墨家的主要特征是:一群古典墨学的爱好者,他们纷纷自觉致力于墨家文化的继承,发展,与传播。他们对墨家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以新墨者自居,并决意发展墨家学术,复兴墨家文化,践行墨家精神。他们阐发墨家义理,复活墨家思维,从古典墨学中寻求精神文化资源,回应现实,发表见解,著书立说,借助相互辩论、对话与沟通,逐渐动态地积累新墨学共识,以此继往开来。

新墨家是新墨者的精神家园。作为精神家园,新墨家的凝聚力来自文化的向心力,他们不断重申古典墨学的基本信仰,发现墨家文化的现实价值,积累新墨学共识,凝聚新墨者力量,由此产生大批支持者与追随者,这是一种自生自发的文化现象。我们认为,墨家文化的魅力不来自血缘,地域、种族、国别和宗教,人们汇聚在一起共建墨家精神家园,是因为人们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仰望天空寻觅至善,所以兼爱非攻;脚踏实地探求至真,所以尚贤非命;胸怀慷慨仰慕至美,所以重信贵义。

新墨者是新墨家的实践主体。作为实践主体,新墨者既是当代公民,又是时代墨者。作为当代公民,应具备良好的公民素质,认同现代文明得以确立的基础价值观,懂规则,不违法,依法维护自己和他人的正当权益。作为时代墨者,要有高度的墨家认同感,培养文化自觉,保守墨家信仰;遵守墨家底线,不亏人害人;倡导墨家价值,敬天爱人,常存兼相爱的心,多做交相利的事。

新墨学则是新墨家的学术共识,古典墨学是先秦墨家的学术共识。古典墨学虽古,其命维新,新墨学虽新,其本于古。古典墨学在新时代有符合其自身理路的演进,是为新墨学。新墨学应该全面保守古典墨学的基本教义,认真继承墨学原典中的墨家精神:《天志》述有上天信仰;《法仪》明确治法总纲; 《明鬼》重申灵魂有无;《非命》立下自强三表; 《兼爱》教吾诸善奉行,兼相爱”“交相利 《非攻》诫我谨守边界,不相贼”“不相害 《尚贤》乃政之本,尊尚贤而任使能;《尚同》乃治之要,尚合同而举公义; 《亲士》倡导兼王之道;《修身》教诲君子之行; 《所染》指明立身成败;《辞过》始开反腐先河; 《非乐》心忧天下之匮乏;《非儒》勇揭儒学之弊病; 《节葬》辨明送死之节;《节用》指明经济之要; 《大取》贵义,权衡利害;《小取》立辩,论比群言; 《经上》明故,论说知止以久;《经下》知类,探究坚白同异; 《七患》先天下而忧,居安思危说国备;《墨守》后天下而动,战火纷飞救世急。

左眼看墨是熊熊烈焰,右眼看墨是蔚蓝大海。而墨家,是墨家本身;作为墨家本身,既不归左,也不归右。当代新墨家,既不预设左派立场,也不预设右派立场。左右分析原是简单的两分思维,这种整体主义的分析法,往往遮蔽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委实意义不大。墨家元理论本身无所谓左右,只是观察者在面对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时,才会产生属于个人的或左或右的立场取向,这是个人自己的问题。我们认为:墨学爱好者、研究者、修行者,立场不论左右,皆应静下心来,聆听墨子兼爱非攻的教诲,在墨家这里寻找爱的勇气与和平的智慧,以此避免偏颇,防止极端。本着兼爱非攻的基本原则,新墨家坚决反对阶级斗争与民族歧视,提倡人人平等与世界大同。左右极端应该认清是非:不是墨家需要为左右而改变,而是左右需要在墨家中找到皈依。

 

  “墨教文丛”丛书编辑委员会

                                          公元二零一六年元月




附一:

《该中国墨学登场了》序二:该中国墨学登场了/黄蕉风

 

 

去年2月份,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的弟子李明辉先生,在受邀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授“中西哲学中恶与原罪”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的独家专访,就台湾社会中保留的儒家传统以及两岸的政治儒学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李先生在访谈中谈到自己“不认同大陆新儒家”,认为“大陆新儒家”这个称谓源自蒋庆和陈明等“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大陆新儒家群体的干春松、白彤东、李存山、曾亦、方旭东、唐文明等学者集体撰文回应,抛出了诸如“港台新儒家未必切近大陆现实”、“港台新儒家对传统中国政治肯定得太少”等观点进行反驳。以前学界似乎有一种说法,仿佛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互相不对付,“老死而不相往来”,比如说一方认为“政治儒学”乃“死亡之吻”而近妖,一方谓“心性儒学”有内圣而无外王乃儒学的真正“歧出”。港台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因各自学术路径、方法论范式、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所引发的这场思想界论战,引起了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的李杨洋先生、香港新亚研究所的曹璇博士的注意。他们特地邀请我和墨家兼爱论坛主编顾如、新墨家思想学派网总编南方在野三位墨家学人做了连续六期的访谈。我们围绕这场“儒门内战”展开一系列的探讨,以为思想界提供来自墨家的视野和角度,并拓展同一问题意识的“墨学之维”。该系列访谈名为《该中国墨学登场了》。

   所以说新墨家的登场实属偶然。我们访谈的部分内容经由媒体和网络的传播之后,在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访谈集中体现了当代新墨家的学术动态,代表了当代新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张,并以“墨家立场”的独特身位,就大陆新儒家、读经运动、墨学复兴、宗教对话、民族主义、全球伦理、普世价值等相关议题展开评议。新墨家的逢时登场,使得许多人开始好奇墨家这个蒙尘千年、一朝而斩的古老学派,如何有可能在全球化、网络化的当下时代浴火重生。 

   但是新墨家的登场又属必然。作为在中国先秦时代就与儒家并称“世之显学”的墨家,经秦火一炬和独尊儒术之后,其身影渐于国史中隐而不彰。但事实上2000年来,中国民间一直存在着墨家复兴的潜流和冲动。最终在民国初年,由胡适、梁启超、孙诒让等人将墨家重新发掘出来,一时注墨、诠墨、解墨,以墨学会通中西诸学的著作层出,世称“墨学复兴浪潮”。惜乎由于时局变乱,这波思想浪潮横遭中断,刚刚有所起色的墨学浪潮又沉寂了下去。而今我们所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延续当年前贤未竟的事业。我们所阐发的当代新墨学,亦从多方面得益于他们的启发。

   “新墨家登场”作为2015年汉语思想界一重大“文化事件”,自然受到来自正反两方面的评断。有复旦大学白彤东教授、复旦大学李竞恒博士、马来西亚学者姚育松博士等学者对新墨家持一批判、怀疑的态度,亦有国学泰斗陈鼓应老先生、复旦大学刘清平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等学者对新墨家登场表示大力支持。20154月份,我于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国际新子学研讨会”上发表了《告别路径依赖,建构大乘墨学》的“新墨家宣言”;20156月份,由海内外几所高校中专治墨学的青年学者组成的“香港墨教协会”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注册成立;201511月份,在由我作为召集人的、由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主办的“普世价值再思”国际论坛上,我代表新墨家思想学派发表了《作为国学反对派的当代墨学复兴运动》的主题演讲。《光明日报》、《文汇报》、《海峡都市报》、、《海峡生活报》、菲律宾《世界日报》、马来西亚《燧火評論》、光明网、澎湃新闻、凤凰国学、共识网、爱思想网、大同思想网、儒家网等海内外媒体均对“新墨家登场”进行跟踪报道。自此,当代新墨家得以和大陆新儒家、港台新儒家、自由主义、新左派等各大思想学派同台论道,等量齐观。我们也终于可以说:中国墨学登场了。

   “新墨家登场”至今,已逾9个多月,除了当代新墨家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之外,其他各个领域的“墨学复兴运动”亦成绩斐然。以墨若为首的一批民间墨者,已经在墨子故里建立了当代中国第一家墨学私塾——“墨教成义堂”,融经典教学和慈善互助于一体,走出了墨教在民间“建制化”“落地化”的第一步。著名畅销小说家高渔先生历时多年创作的、以墨家文化元素为题材的刑侦破案小说《兼爱》,将于2016年年末出版,为墨家文化创意产业打开新局面。另外,由香港墨教协会主编的《墨教文丛》将于2016年年中推出,《非儒——该中国墨学登场了》即是该套丛书的第一辑。我们不能贪天之功,“新墨家登场”有此局面,实有赖各方有识之士的大力襄助。

   我与南方兄、顾如兄、永在兄、布言兄、杨洋兄、曹璇博士认识多年。早在我之前,他们就致力于在民间弘扬墨家思想,培育墨学人才。南方兄经营“新墨家思想学派”网超过10年,如今网站已经成为中文世界获取墨学资讯的第一门户网站;顾如兄编撰《墨学三字经》、《墨子全文解析》等通识普及读本,这些读本成为各方人士了解墨学、进入墨学的最佳教材。布言兄和永在兄为当代得“墨学布道家”,他们以通俗的语言,将古奥难懂的墨学“活化”为当下人们所能接受、所能吸收的知识,使很多人了解了墨学,进而爱上墨学。杨洋兄和曹璇博士归属港台新儒家谱系,作为牟宗三、唐君毅等新亚儒学的遗传,他们对于墨学并没有亚圣孟夫子“辟杨墨,闲先贤之道”、“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的门户之见,没有他们的宽容与理解,“该中国墨学登场了”这个2000多年来第一次“儒墨对谈”也是无法成行的。如果没有以上几位的谦卑耕耘、默默努力,“墨学复兴运动”绝对没有现在的局面,“新墨家”是否能够登场亦未可知。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非儒——该中国墨学登场了》是“新墨家登场”9个月以来的一份报告总结。书名为“非儒”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向新墨家对自己学派身份归属的定义。先秦时期儒墨并称两大显学,非儒家即墨家,非儒生即墨者。是谓非儒即墨也;第二层含义指向新墨家的主要论辩对手——大陆新儒家。当前大陆国学复兴,儒学几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朝野渐有“独尊儒术”的倾向。因此非儒是要站稳墨家作为国学反对派的身位,以“在野”立场,以“他者”的视角,向国学界发出儒家之外的另一种声音;第三层含义,《墨子》一书中有单列《非儒》篇章,“非儒”是墨学核心义理的重要一环。《墨教文丛》拟在未来以《墨子》核心篇章为题进行专题组稿,《非儒——该中国墨学登场了》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如若可行,还将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命、非乐、天志、明鬼、节用、节葬等为题,推出续编或新作,以扩充新时代墨学研究的整体格局和规模。  

   《非儒——该中国墨学登场了》由“墨学访谈录”、“墨学讲演录”、“墨学余论”三部分汇编而成。“墨学访谈录”精编系列访谈“该中国墨学登场了”的精彩内容,为读者还原“儒墨论道”的现场,呈现新墨家与各派的思想交锋。“墨学讲演录”收录墨者吴布言、刘永在的长篇演讲共5篇,以资读者提升修养处事、安身立命的大智慧。“墨学余论”收录《墨学三字经》、《墨家千字文》、《墨教颂歌》和《名家论墨》,帮助读者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进入墨学,其中名言金句亦可随时诵读,学以致用。

   两千年蒙尘,绝学墨道法。十数载开新,诸子百家言!该中国墨学登场了!

   是为序。

 

黄蕉风 香港墨教协会主席

                                               二零一六年元月

 

 

 

 附二:

《该中国墨学登场了》后记:中国墨学登场之后怎么办/曹天羽

(作者:曹天羽,法国图卢兹大学哲学系)

 

   自从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黄蕉风博士与两位墨学研究者、“墨家兼爱论坛”主编顾如先生和“新墨家思想网”总编南方在野先生,一同在共识网、澎湃网等大型思想论坛上发表墨学复兴运动纲领性文献《该中国墨学登场了》以来已过数月。这几个月以来,墨学复兴运动运动持续发酵,其对国学圈乃至学术圈的冲击是有目共睹的。新墨家的几位学者介入国学圈数次论战,他们立场坚定,挑战了其他学派学者对墨学错误的、但又传统的认知。尤其是在最近学界炒得沸沸扬扬的复旦刘清平事件,新墨家似乎是站在刘清平教授一边,捍卫自由价值,反对个别儒生试图借用行政手段钳制言论的文革遗风。与刘清平教授同情同理的国学者们终于感叹吾道不孤,而某些儒生也终于醒悟:墨虽旧学,其命维新。墨家从来不是传统文化的某个旁支,也不是儒家正统的依附者;相反,它是传统的革新者、正统的批判者。新墨家思想学派作为国学反对派的形象逐渐鲜明、具体了起来,至此,墨学复兴运动渐由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

  一场思想运动要成为思想学派,需要运动的引领者们在共同的观点、相近的品味、或者统一的战线上具有高度一致,三者至居其一。然而新墨家学派的学者们在诸多议题上意见不一,品味也很悬殊,并且他们毫不掩饰这些差异。比如在《该中国墨学登场了》系列访谈中,人们可以很清楚地觉察到,在对墨家义理的阐述中,三人的侧重点各不相同。黄蕉风博士做 “大乘墨学”,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对话或者文明对话,旨在与普世诸思想体系的比较中定位和确立新墨家的主体性。顾如先生则精于墨学经典的注疏和发微,以消除历代儒生对墨学的错误影响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南方在野先生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以墨教致信仰”以及“援耶入墨 ”的主张。这样看来,三人似乎只是分工不同,目标和方向却是一致的。然而墨学自诞生起,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哲学,而不只是形而上玄思,也不只是对古老经典的文献学研究。这就意味着墨学想要复兴并成为一门活着的学问,新墨家就必须在现实的政经问题上表态。

  熟悉黄蕉风博士的人都知道,他在研究墨学以前,是做近代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研究的。他的学问有很深的左派根底,在立场上同情底层和劳动者,看待现实问题的时候也带有欧美新左翼的政经、文化批判的视角。而顾如先生和南方在野先生则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们与黄蕉风博士的立场分歧在《该中国墨学登场了》中显而易见。然而这些分歧却没有影响墨学复兴运动成就新墨家思想学派,这是因为新墨家在拥有共同的观点和相近的品味之前就有了统一的战线。对他者的认知让新墨家形成了对自我的认同——如果以儒家为“敌”,那么反儒者即为“友”,以墨反儒者即为“我”。新墨家学派其实是一个论战同盟,只要反儒的任务依然存在,新墨家学派就依然稳固。然而,再进一步呢?当墨学从反儒学的现实政治自在者变成意识自身、理解自身的自为者的时候,作为论战同盟的新墨家学派还能风雨不动吗?

  近日中国毛派重镇”乌有之乡“推送了一篇作者署名为“日本毛泽东主义者杉谷正伦”的文章,在墨学圈乃至国学圈中引发巨大争议,这一现象给我提供了现实案例来思考新墨家学派的前途。杉谷正伦在这篇文章中说,毛泽东是当代新墨家矩子,立论“对墨子学说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继承和发扬,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而现在甚嚣尘上为西方普世价值背书的大陆新墨家,反是墨学传统的异端与歧出。”这一下在新墨家学派的阵营里炸开了锅。一时争辩者有之,要求与毛墨“切割”者有之,并且后者还为数不少。这是因为,在黄蕉风博士发起新墨家运动以前,在国学中彻底边缘化的墨家,一直是以右派自由保守主义者的面貌示人。新墨家运动让人们重新发现了墨家,那么墨学就难免成为其它学派“拿来主义”的对象。这让之前占墨学主流的右派学者感到不安,因为在他们看来,墨学与毛主义这样左翼激进主义绝无共通之处;他们害怕,这些年来以哈耶克等欧美自由主义思想来复兴墨学的努力,就要因为学派自身影响力的膨胀而纳入不可避免的杂质和异己,以至于之前的复兴工作付诸东流。严格说来,我不是墨学者,无力在细节上论断这桩墨家公案。我所能做的,只是根据对新墨家学派的近距离观察,来对这一学派的自我定位和前景做一些主观性的分析。“毛墨”出现了,难保将来不会出现“社民墨”、“马墨”、“无政府主义墨”。果真如此的话,墨学的明天还会好吗?

  如果我们按照黄蕉风博士的思路,把新墨家运动的目标设定为与普世诸思想体系的对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审视,在其它业已成熟并且活跃的思想体系中,是否遭遇过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研究基督教、儒家、乃至马列毛主义的思想史,就会发现,左右互搏一直贯穿了它们的整个发展过程。在许多人看来,基督教好像是右派的、保守的,而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基督新教则应该是浸信会、共和党和南方红脖的——然而这一描述却与事实不符。在世界范围内,基督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之外最主要的左翼思想来源,在欧洲和南美有大量的基督教左翼存在;即便是在美国,也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党议员是基督徒,而美国也是二十世纪基督教左翼思潮 “社会福音运动 ”的发源地,美国的基督教会也是民权运动的领路人。基督教从来不只有右翼,也显然不会只有左翼。这就说明,作为其自身的基督教既非左亦非右,在左右之上,基督教有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儒家的政治光谱也相仿。这边厢余英时主张儒学与普世价值相适应,那边厢蒋庆等大陆新儒家就要清理异端,要继承反帝爱国的历史叙事,夺回中华文明的主体性话语权,做“政治儒学”。就连传统上身为激进左翼的马列毛主义也有类似的尴尬境遇 : 列宁是左的,考茨基是右的;托洛茨基是左的,斯大林是右的;“孔学名高实秕糠”的毛派是左的,“宇宙即我心”的毛派则是右的。然而这些冲突和争论并不是学说堕落的象征,也不只是简单的左右渐进;相反,它们是该学派依然活跃有生命力的明证。设想一下,如果基督徒全都是保守主义者,如果基督教里就没有左派,那么马克思对基督教的断语就是正确的——宗教就是“人民的鸦片”,是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如果基督教里存在左派,并且左派为数不少且能量巨大,那么就可以说,作为其自身的基督教不是鸦片烟,也不是革命的红旗。因为要么它是其中之一,要么它两者都不是。抛开现实政治所制造的意识形态语境之外,基督教还有属于它自己的抽象伦理原则,以及非经验的形而上学体系。

   以此我们反思,左派墨家甚至“毛墨”的登场,意味着什么?长久以来右派墨者对墨学的垄断被打破了,这其实意味着,墨学终于走出边缘,成功复活了。如果墨家只有右翼自由主义者,只有哈耶克的信徒,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复兴墨家呢?只有哈耶克的墨家,其实没有墨,只有哈耶克。因为这说明在哈耶克之外,墨家就没有属于它自己的核心。而只有当墨学能够“左右并举”的时候,我们才有资格说:墨学复活了。在异中方可求同,左右派墨者的共识,就是墨学作为其自身的核心。左派墨家的出现,其实说明现代新墨家终于找回了自己的主体性,说明墨学恢复了活力,吸引来自各学派的学者们,通过墨学的思维原则与思想工具,来思考他们自己的独特处境和学术传统所带来的现实问题。

其实,诚实的人都会承认,最原初的墨典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左派与右派之间的争论,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现代性满溢的产物。难道我们能要求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墨子对现代人所遭遇的时代性问题做一个具体的、立场性的表态吗?即便墨子真的有办法通过时光机器来到现代,做这样一个表态,可是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思想体系完全无知的墨子的表态,又怎么能比普通的墨学者甚至非墨者更加高明呢?

所以,墨学的复活其实只能复活墨家的伦理和形而上学原则,这些原则在墨子的时代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在现代则需要被抽象为价值符号。在墨子的时代,兼爱、非攻可以是具体的,它事关某一场具体的战争,试图说服某一个具体的国君,甚至是一个具体的政治行动的设计。而在现代,兼爱、非攻却只能是价值符号。这其实是普世诸文明的共同进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犹太人的弥撒亚教义有具体的政治意义,即驱逐罗马派遣的统治者,恢复犹太王国的独立。而在基督教的叙事模型中,具体的弥撒亚教义上升成了普世与个人的精神救赎符号。这种升华丝毫没有损害弥撒亚教义的现实性,反而实现了它的普世性。因为只有当事件抽象成为符号的时候,它才具有穿越时代的永恒价值,它才能允许不同时代的不同个体在自己的生活中体验和实践这一符号的精神。柏格森在《宗教与道德的两个来源》中说道,伦理意识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符号性的神圣人格的仰慕,一种则是对具体律法的服从。前者比后者高级,因为前者是能动的,不受具体时代条件的限定;后者则是僵死的,它要么在时代的进程中失色、被淘汰,要么只能像朝鲜、ISIS那样通过国家机器或者恐怖主义来维持自身。作为一种与普世诸文明比肩的墨学,也有这样两个起源。而幸好墨子的著述并不多,给后学者留下的发挥空间更大,也就是说,更易于符号化。符号化的墨学原则其实并不受政治经济学的限定,它既不是市场派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既可为市场派应用,也可为左派所应用。这样一种被抽象出来的墨家原则,就是复活后的新墨家所能找到的属于它自身的东西。

  所以说,所谓左派墨家的出现,其实是墨家复活的明证。除非某一派对墨学有私心,想要垄断墨家招牌,否则没有理由不欢迎左派墨家进入思想论坛同场竞争。如上所述,左右并举其实是普世诸文明诸思想体系的共同遭遇,我也很少看到右派基督徒会质疑左派基督徒的基督徒身份,或者右派儒者会质疑左派儒者的儒者身份(当然,在马列毛主义那里,问题更复杂一些。因为马列毛作为一种现代学说,虽然也可以被抽象为符号,但是其现实政治的抉择其实是既定的)。左右之间当然会有持续不断的、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但是并没有谁会要求对方与思想文化的母体“切割”。这种争论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在墨家这里,原则和底线就应该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等。对这些符号化原则阐述可以有左右派的不同视角,但只要左派墨家和右派墨家都坚持这些原则,那么就不应该质疑对方的墨家身份和学术传统。否则这种质疑就成了打击异己的宗教裁判,不但不符合学术规范,而且十分野蛮,连最起码的文明礼貌都没有。

如上所谓左派墨家的出现是墨学复活的明证,它证明了墨学的现状和前景是喜人的。但是新墨家学派的未来命运呢?这就比较复杂了。我在前面分析过,新墨家学派并不存在足以支撑自身的共识和共同的品味,它的存在依赖于对共同敌人以及对攻守同盟的确认。当新墨家学派所遭遇的质疑并不来自共同的敌人,而是来自自身内部的时候,或许分裂、清洗以及对“切割”的要求就出现了。而今新墨家学派虽然登场,但历史使命尚未完成,”中国墨学登场之后怎么办“的新天问,实属于”革命之后第二天该怎么办“的范畴。作为一名局外人和观察者,我愿对他们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附录商榷文字

蔡志栋:“墨家店”卖的到底是什么?

 

 

作者,蔡志栋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原文来自2016-01-24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见网址: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24378

 

近日,澎湃新闻发表黄蕉风先生文章《以“墨家店”取代“孔家店”?胡适、梁启超为何弘扬墨学》,读后颇受启发,然而也有一点疑惑:今日我们对待国学态度更加开放,“孔家店”里卖的恐怕并非毫无价值的千年陈货,只配扔到茅厕里(借用鲁迅的话);与之相对应,逆向思维,“墨家店”里卖的,是否就完全是好东西?或许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事实上,黄蕉风先生也在文章中提到,当时李季、郭沫若等人已经对墨学展开了批评。但方授楚也做出了反驳:“李季、郭沫若的说法,方授楚据史料驳之甚详。秦末农民起义,墨家未见热烈参与;倒是暴秦统治,反有拥护的嫌疑,因此不能说‘革命的’;同时若曰墨家敌不过历史进化的规律,何以其不亡于庄孟荀韩百家争鸣之时,而亡于儒家取得‘一教独尊’的地位之后。方授楚谓郭沫若斯论乃落井下石,墨家诚非因‘反革命’而亡矣。须知历史留下的不尽都是精华,历史淘汰的不尽都是糟粕。”显然,解释的着力点在墨学衰亡的原因的探讨上,而没有深入涉及“墨家店”可能卖的是什么?当然,在此其实也多多少少透露出一点端倪:“墨家店”里面卖的,可能是“反革命”的货色。


在“告别革命”的说法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今天,“反革命”之类的说法不再是致命的标签,而是某种便于读者认识的符号。它的实质是说,当时农民起义中,墨家没有参与多少;反而积极的加入到了暴秦的统治中,为虎作伥。事实上,这个观点也为郭沫若所主张。郭沫若有一个更加一般化的说法:墨子反民主、反自由,是“为王公大人”的;而墨学在任侠精神、逻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主张也是可疑的。


“墨家店”卖的是民主还是专制?


众所周知,墨学在近代有一个复兴。其指向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认为墨学中充满了民主自由的气息,如梁启超所作的诠释。郭沫若却一反常见,坚决认定墨学是为王公大人说话的,是反自由、非民主的。他明确说,墨学“不许你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甚至行动的自由”。(郭沫若:《青铜时代》,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郭沫若认为,墨学思想的核心是“天志”。没有“天志”的思想,墨子也就不成其为墨子。正是“天志”观念暴露了墨子的阶级属性:他本质上是大奴隶主的思想代表。郭沫若指出:“天老爷的存在是地上王的投影。大奴隶主成为地上的统治者,发挥着无上的王权,他为巩固这王权,使它成为‘它布’,让人不敢侵犯,除掉有形的赏罚以支配人的肉体之外,还要造出无形的赏罚来支配人的精神。因而利用人民的愚昧,便把由奴隶造成的人世的金字塔,化而为由鬼神造成的天界的金字塔。”(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97页。)


郭沫若认为,由于奴隶主以及王公大人正是“天志”及其鬼神秩序在人间的代理,因此,服从他们也就是服从“天志”。由此出发,便产生了墨子的“尚同”思想。所谓“尚同”,就是与在上的统治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唯命是从。在“尚同”的思想之下,人民大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都被剥夺。而“尚同”的目的,就在于维护原来的社会秩序。郭沫若认为,墨子是“承认着旧有的一切阶层秩序,而在替统治者画治安策的呀。上下、贵贱、贫富、众寡、强弱、智愚等一切对立都是被承认着,而在这些对立下边施行他的说教。”(郭沫若:《青铜时代》,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有人指出,墨子所主张的“兼爱”说和“非攻”论证表明墨学是尊重人的,“节用”“节葬”等理论也是在为老百姓考虑。郭沫若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反驳。
郭沫若指出,“兼爱”的重心在财产不在人,它要求爱的不是人而是财产。“墨子是把财产私有权视得特别神圣的。人民,在他的观念中,依然是旧时代的奴隶,所有物,也就是一种财产。故他的劝人爱人,是等于劝人之爱牛马。”(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103页。)郭沫若还指出,墨子主张奴隶陪葬,这是对人性最大的践踏。相反,孔子则严厉反对以人陪葬,甚至反对以人形之“俑”陪葬,孔子诅咒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近乎骂人断子绝孙,从中可见孔子的态度。


郭沫若继而指出,“在本质上,‘非攻’也依然是对于所有权的尊重。”(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104页。)因为所有权需要彼此尊重,如果不主张兼爱,那么,就会互相攻击,导致财产的损失。因此,尊重私有财产权并保卫私有财产权“是兼爱与非攻说的核心”。“故他的这一套学说不重在爱人,而是重在利己,不是由人道主义的演绎,而是向法治刑政的归纳。”(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105页。)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郭沫若在两层含义上来理解“兼爱”:一层是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要爱,因为他们实质上是统治者的财产;另外一层,是统治者之间要爱,因为这是为了保障、尊重各自的私有财产。“非攻说”是在第二个层面上产生的。


至于“节用”和“节葬”,表面上是要求统治者多多考虑黎民百姓,不要穷奢极侈。但是,郭沫若指出,如果统治者真的为人民考虑,那么一国的积蓄全部用在人民身上都嫌不够,哪里会担心有所浪费:“真正革命的主张……并不是要王公大人客气一点,也来过过平民的生活,而是要把平民的生活提高起来,使平民同等的得到王公大人们般的享受。”(郭沫若:《青铜时代》,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墨子的思想中最为一般研究者所称道的是他和民约论(民主论)相关的思想。这在梁启超那里表现得最为典型。他们的立论主要建筑在墨子以下段落上:“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在民约者看来,“明”的主语和“选”的主动者都是人民,意思是人民群众为了克服混乱的状态,自己协商,选出贤能的统治者来。所以这段话表示了墨子的民约论思想。但是,郭沫若认为,这种诠释根据不足;事实上,在《尚同下》中明确指出这段话的主语是“天”:“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墨子·尚同上》)这分明还是传统的将一切权威付之于天的做法,也和墨子对“天志”的强调相一致。所以,墨子并没有主张民约论。郭沫若认为,墨子主张的仍是王位世袭制。


郭沫若对墨子做出如上和一般观点大相径庭的评论,除了他对文本的仔细梳理、对古文字的精深的功底、以及以考古发现作为辅助之外,从社会史的层面进行辅助论证也是重要方法之一。他通过考证发现,墨子主张以奴隶陪葬。同时,墨子学派的后学孟胜站在统治者的立场绞杀了代表新兴势力的吴起。而在著名的陈胜吴广起义中,并无一个墨者参加。通常为人所称道的所谓墨者富有任侠精神也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墨者自墨者,任侠自任侠。事实上,儒家中倒出了不少任侠者。也许可以作为辅助说明的是,最后一个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也认为,任侠精神是儒家《儒行》这篇文章所主张的。


“墨家店”卖科学与逻辑吗?


墨学在近现代的复兴还指向了逻辑思想、科学等,郭沫若也对此一一批驳。


很多人以为,墨学中的“三表法”是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的奇葩。“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有的研究者认为,“三表法”是最科学的方法,它有本有原,把经验、实践当成了真理的标准。


郭沫若却一反常见,指出:“可惜这个步骤是由上而下的演绎,而不是由下而上的归纳。他那‘一本’,根本就是问题。”(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111页。)郭沫若认为,所谓的“圣王之事”本质上是一些奴隶制时代的陈旧历史,它们是渺茫不足为凭的,将之作为论证的出发点最不科学。而所谓的“察百姓耳目之实”很多时候是将错觉、幻觉也当做正确的经验,比如,墨子证明鬼神之有就是借助于有的百姓见到过鬼神。“发以为刑政”似乎没有问题,但是,郭沫若质问:所谓的“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究竟是谁的国家?


显然,郭沫若在对“三表法”的批驳之中采用了一般的逻辑分析法。在归纳法和演绎法两种常用的逻辑方法之中,根据演绎法推理,所得之结果当然是必然的,但是,条件是其大前提必须正确无误。郭沫若指出“古者圣王之事”早已渺不可信,实则指出了这个大前提是不足为凭的。


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的批驳还贯彻了社会史还原法。由于他坚持把中国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五阶段,所以,“古者圣王之事”实际上发生在远古的奴隶制时代。而坚持人民本位的郭沫若当然不主张历史倒退论。对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时期而言,如何能够以过去时代的事件作为评判标准?至于郭沫若对“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究竟是谁的国家的质问,更是一针见血。由于坚持了阶级分析法,他显然认为这里的国家是奴隶主的国家。因此,是有利于奴隶主的统治,不利于奴隶的自由解放的。


需要说明的是,今日我们或许会感觉后来被滥用了的社会史还原法、阶级分析法有点庸俗,甚至令人反感,但是,首先我们不要忘记郭沫若是较早运用这些方法的,当时这些方法还充满了生命力;其次,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方法在观点的提出及内涵的揭示上的确会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而且,的确也在抽象的义理之外使人明白研究对象的某些实质,从而对于某些主张给予慎重的对待。


郭沫若不仅批驳了墨学中的逻辑思想,他也否定了墨学中为人称道的科学观。很多研究者在复兴墨学中的逻辑方法之外,对其中所提及的众多科学现象情有独钟。郭沫若指出:很多人把墨学中“一些初步的科学现象摭拾一番,尽量地鼓吹夸示,以为是怎样怎样的精深博大。其实那些粗浅的常识,一部分在造字的当时已经是发现了东西,一部分则已经融合于日常生活中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事,丝毫也不值得夸示。”(郭沫若:《青铜时代》,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9页。)


考虑到郭沫若在考古学上的深厚修养和杰出成绩,他对墨学中科学现象性质的判断是需要重视的。他认为,墨子本质上是一个宗教家,其思想中充满了非科学的东西。偶尔有些科学的内容,也不能纠正他是非科学的事实。他指出,宗教家为了更加顺利地传播其思想,常常掺杂一些所谓的科学知识。显然,郭沫若的这种分析是从大处着眼,也是运用其社会史还原法的结果。他不仅将墨学中的科学思想和它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而且从其社会现实效果上来考虑问题。相比于那些抓住墨学中关于科学的只言片语而将之无限的抬高的做法(比如胡适),郭氏的立场至少不是毫无见识的。


不能否认,问题的另一面是,郭沫若反对墨学中的科学也似乎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实际上,如果联系中国传统社会中素来科学薄弱的弊病,墨学中的科学即便是常识,是远古的遗留,也是需要珍视的。郭沫若的分析似乎忽略了这个背景。或许,这也是郭沫若过分运用社会史还原法的一个弊端:由论主的阶级性质决定了他所倡导的一切都是不足道的。但无论如何,郭沫若的批评恐怕并非落井下石之举,而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更加重要的是,至少郭沫若的研究从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墨家店”里卖的可能还有危险品,绝非完全是良药。

 

 

 

 附录


只有让新墨家来提供常识,国学才能走向普适价值


作者 刘永在

由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举办的’’普世价值再思论坛’’20151127—28  我希望这次普世价值再思,能够成为学界,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将来发展的启明星。虽然我也知道这样的愿望近似太天真了。但是,我仍然认为这次论坛,对于学术,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首先是因为参加此次论坛的学者都是当今学界的知名人物。其次这次论坛的核心是对普世价值的思考。普世价值,被看做西方文化,参加本次论坛的不乏国学学者,所以本次论坛,实际上可以看做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这样的融合,应当避免,更早之前建立在华夷之辩基础上的什么体,什么用的狭隘。而应当用更开放的心态面对文化融合。我认为当代学者,尤其是传统文化者,首要任务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而不是停留在刻意强调华夷之辩(中国特色)中体西用的初级阶段。

 

本次论坛的一大亮点就是:吾友黄蕉风的参加。黄蕉风,是墨教协会主席,是当今新墨家的发动者和代表人物之一。我曾在李肃的智库论坛群里说过:没有墨家参与的智库,不能算智库。至少是一种极大的缺陷。因为墨学作为先秦显学,作为中国文化主流之一,其所包含的智慧,是其他学派所不具有的。乃至于在清末,学者们对墨学的评价是:能救中国者,墨学也。并且认为西方文明的建立,恰恰是以墨学为基础,或者说完全符合墨学思想。中绝两千年的墨学智慧,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被清末学者们发现了。我认为,西方文明的建立,未必是以墨学为基础,但至少说明,墨学与西方文明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中西文化融合,不存在特色不特色的问题,两千年前的墨学与当今西方文明的相通,恰恰证明,人类文明是共通的。’’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犹在’’这就是文化自信。

 

在本次论坛召开之前,黄蕉风曾发过一篇文章:国学现代化墨家不应缺席_爱思想网 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要提倡墨学、弘扬墨学, 是因为墨学它能够真正充实我们的国学体 系。如果国学是作为我们国家现在文化软实 力输出的重要途径跟凭证的话,那么它应该 就是一个完满的肢体,而不应该有任何的缺 环,比如说墨家的缺环。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3253.html然后我在评论里看到这样一条评论:进入西汉的时候,墨家就已经彻 底退出中国文化的舞台了。如今2000多过 去了。又冒出一个所谓的新墨家,你不感 觉滑稽吗?

 

面对这样的质疑,我觉得很可笑。因为墨学在秦汉之前,作为主流,是其他学派所不过撼动的。孟子就曾说过,天下之学不归于杨,则归于墨。这就是说,孔子死后,到孟子之前,墨学一直是主流。韩非子也说,儒墨显学。也就是说,在韩非子时代,墨家学派仍然是显学。甚至唐代韩愈也认为,孔子死后,孟子继承了儒学,儒学的发展是孟子荀子的功劳。柯之死,不得其传,荀与扬焉。孟子和荀子对儒学的发展,才得以使儒学在韩非子时代能够成为与墨学并称的显学。至于孔子时代,儒学是否为主流,孔子自己就说过,无以成名。而孔子周游列国,终不见用,也实在无法说,儒学是主流,是显学。我这个观点,可能很多人不同意,尤其是儒家。但历史的确是这样记载的,就看学者们有没有承认历史记载,尊重事实的基本底线。墨学的中绝,有很多原因。总的来说,就是反常识的结果。

 

早之前我提出一个观点:墨学即常识。中国 历史一向缺少常识,墨学即常识,拥有常 识,墨学就不会中绝,在讨论历史传承时, 不去质疑批判中国为何缺少常识,而去否定 常识,是典型的缺少常识的表现,新墨家的 出现,恰恰证明中国开始回归常识。只有建 立在常识基础上的思考,才能称为智慧。 讨论墨学中绝,一直是学者们感兴趣的事。但各种论述,都不的要旨。其实,墨学中绝的原因就两个:上不以为政,士不以为行。墨子本人其实早就预判到了结果。为什么西汉之后,墨学突然中绝呢?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就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恰恰是墨子所说的’’上不以为政’’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统治者要独尊儒,而不以墨为政呢?这就要从儒墨两家的思想说起。汉,曾有过以广儒墨,但最终独尊儒。由此不难想象,儒墨之间很可能发生过激烈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儒术独尊,墨家中绝。

 

第一个对比,儒家讲,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王制礼义。也就是说,统治者拥有制定社会规则和制度的绝对权力。而墨家则讲,君不足以为法,不可以修法。要以天为法,要以民众是非为是非,要民若法。

 

第二个对比,儒家讲,君是民众的父母,民众要移孝做忠,忠顺不失。墨家则讲,执政者要像孝子一样,要忠信利民。

 

第三个对比,儒家讲君权神授,讲权力世袭,讲亲亲封弟。而墨学讲,选贤立天子。有能则上,无能则下。凡此种种,决定了历代统治者对墨学的不用。

 

以上三点,是因为墨学思想,而上不以为政的基本原因。那么,士不以为行呢?从早期的孟子辟墨,比如说,兼爱无父。遗憾的是,孟子并没有给出具体论证,兼爱为什么就无父呢?到荀子非墨。到韩愈排墨。到王阳明曲解墨学。王充也批墨学鬼神思想。历代学者,少有研究墨学的。历史上对墨学研究的,只剩下晋鲁胜,遗憾的是,连书都没有留下。明李贽可以看作第一个为墨学辩解的学者。至清末,胡适研究墨学,还曾遭到黄侃戏谑。由此可见,中国古往今来,从上到下,都在拒绝常识。墨学又怎么会不中绝呢?

 

黄蕉风说,墨学不能缺席,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思考,要建立在常识和逻辑之上。而常识和逻辑恰恰是墨学的基础。现在,我们讲普世价值。什么是普世价值,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看法。(一人一义,万人万义。)所以,我们要探讨能被认同,并接受的价值,即共识。所以,普世价值,应当是一种共识。首先,这个共识,承认不承认人权。所谓人权,即人的生命权,生存权,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力,以及平等,自由等等权力。承认人权,就理应承认每个人的事情,每个人自主决定,大家的事情,大家决定。其次,承认人权,就理应承认,人权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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