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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基督徒论坛(学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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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童心:仁爱统帅之下的大节制观(2016年尼山论坛论文)  

2016-08-06 22:09: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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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统帅之下的大节制观

 

 

田童心(金陵协和神学院儒家基督徒神学倡导者)

 

 

一、最近几十年生态环保思想的矫枉过正

近些年来,耶儒对话从过去的对宏观层面或形而上层面的关注逐渐演化为对人类具体社会话题的关注。生态环保以及可持续发展话题就是近年来比较受关注的题目之一。因为人类社会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比如人口膨胀、垃圾围城、耕地渐少、地下水干涸、森林消亡、土壤退化、工业空前的巨量排放导致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全球范围的气温升高、南北极冰面消退、海平面上升等等,带给人类的紧迫感是显而易见的。

广为人知的是,西方文化界最近几十年来把近代以来的生态问题归因于基督教的创造教义里的“人类中心主义”。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在1967年发表的《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宣称基督宗教对地球生态没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创世记》记载,上帝命令人类“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记》128节)怀特认为“统治”世界这一命令使人类认为:“创造中的所有受造物,除了以服侍人为目的以外,本身没有其他存在的目的”。[1]德国生态神学家莫尔特曼也赞同地说“欧洲和美国西方教会的基督教所坚持的创造,对今日世界危机不是毫无责任的。”[2]甚至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也倾向于此类观点。

于是,近几十年来伴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股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的思潮。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经历了不断发展的几个阶段。首先的观点是动物福利论(Animal Welfare),它把道德关怀的对象和权利主体由人扩大到动物。随后出现的观点是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又译称生命中心主义或生物中心主义。它把道德关怀的对象和权利主体又进一步扩大到植物。它认为地球上各种生物(包括植物)的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不管他们是否对人类有价值,都应受到人类尊重。更高层次的观点是宏观整体视野下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它把整个自然界纳入道德关怀的视野。它认为自然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包括有生命的物质也包括无生命的物质,自然界是土壤、水体、植物、动物等等的综合体,人类应当关怀整个自然生态系统。

   在神学思想上,为了矫正“人类中心主义”,西方著名的神学家莫尔特曼的做法是强调创造者上帝通过圣灵寄居在被造物中,以及强调“安息日”概念里蕴含着的被造物之值得上帝欣赏的神圣价值。另外,根据圣经《创世记》215节经文“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在教会讲坛上还常常愿意接受比较稳妥的“人类仅是上帝的管家,大地真正的主人是上帝”此类的生态神学思想,人类担负着上帝委托的照护、看管自然的责任,爱惜自然便是荣耀上帝。

回顾近几十年来的生态环保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便是矫枉过正。

在矫正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时候,出现了认为地球上各种生物(包括植物)一切生命皆平等的反人类思想,因为此类思想必然对人类的生命利益构成冲突,必然把人类的生命尊严向动植物降格。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特别关照人类生命的立场,所谓“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要求。因为比蝼蚁和飞蛾更小的生命算不算生命?如果认真奉行此一思想,唐僧应该寸步难行,人类除了整天向动物谢罪之外,应该无事可做。

旧约圣经里说“他(上帝)为人预备可住之地”(《箴言》831),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2章27节那里基督又亲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同样的道理,根据《箴言》831我们也可以说“大地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大地设立的。”

圣经并不认为地球上其他生物具有和人一样的生命意义,虽然人类和万物都是被上帝所造,共有一个天父,如《诗篇》336节所言:“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按照《创世记》记载,万物处于被人管理的地位上,我们不可以把人置于和万物等同的地步。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区别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区别,生物多样性也是为了人类而已而不是为了生物自身。

所以,倒是需要警惕那些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想所带来的文化后果:物化人类,降低人类的人格,取消人类的主体性。需要警惕某些人常常引用的道家老庄所谓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物我同一”思想以及佛教的“诸法无我”思想对于人类的主体性和责任心的销蚀。中国文化历来的严重问题不是不重视自然,而是人的主体性的缺失。简而言之,就是佛教思想对于人的生命主体性的抹杀,道教思想对于人的物化。上古时期原本刚健有为的仁义主体性饱满的儒学在中世纪竟然也自觉不自觉地向佛道思想靠拢,宋明理学的一大误区就是不以禅学化为耻反以为荣。我们应当记住宋明理学走向禅学化的历史教训,他们吸收佛道思想的此类毒素而不自知,导致刚健有为的上古儒学精神的严重丧失。一方面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始终以对人的关爱来统帅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

第二个问题是有失公允。

细节上,从《创世记》128节的上帝命令推导出“人类中心主义”是有失公允的。因为既然是来自上帝的命令,不言而喻的是,这种治理是面向上帝的治理,故此节经文已经暗含着后来环保主义者所意识到的人类的生态使命和角色:面对上帝而治理大地的“受托的管家”。这样的理解,如何可以和人类的肆意妄为相提并论呢?

宏观上,把地球生态没落的宗教根源归结于基督教也是有失公允的。实际上,地球生态的问题乃是随着最近这四百年来大量科技革新带来大规模工业生产、大规模资本逐利而出现的。但是在文化上,近代科学在其开始之时,就伴随着一种人本主义的观念,而且从十三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我们可以基本看见一个人类文化趋势,那就是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实用主义日益冲击基督教信仰。这种人类自我中心观显然不是《圣经》的传统。事实上,把地球生态没落的责任归结于近代以来人类的自高自大、私欲横流和不敬虔不节制,倒是合宜的。设想一下现实世界中,倘若一个工厂主是个虔诚的基督徒,那么,无视周围居民家园的污染排放是可能的吗?

如果我们非要讨论基督教和人类的生态危机有些责任的话,那么,这个责任应当归算到近代宗教改革运动以来流行于基督教内部的偏颇的神学思想。这些神学思想毒素,主要就是新教神学思想里面的原罪论和预定论。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实用主义公然销蚀人类的敬虔之心。而基督教新教神学思想里面的原罪论和预定论所含的复合毒素却是暗暗地麻醉一些基督徒的敬虔之心。这是对于人类的主体性和责任心的另一种销蚀。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具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国家特别是新教国家,往往也是近代以来大规模工业生产和大规模资本逐利的地方。

二、人类环保哲学应当回归对邻舍的仁爱之视野:爱邻舍以及他的家园

基督教给人类提供了一套精致的并且既高大上又接地气的文化解释体系。在基督教圣经里,我们看见,上帝造人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代表上帝而治理大地的自然生态意义上的“天工,人其代之”(儒典《尚书·皋陶谟》),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被造承载着上帝对人类的在人与人、人与上帝两个层面上的神圣期望,并且这两个方面的期望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40节)新约圣经里使徒对于信众的“修齐治平”之要求是:“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彼得后书》17节)爱他人必然包含了爱护他人的家园,这是不需要提及,是不言而喻的。在爱自然之前,是爱人和爱上帝。人与物的问题根本上是人与人、人与上帝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根本上是仁与不仁和敬与不敬的问题。在现实层面,生态环保哲学不应当片面地关注于自然的权利,而应当回归对于仁爱的关注,即,人类环保哲学应当回归对邻舍的仁爱之视野:爱邻舍以及他的家园。把地球环境看做自己和他人的家园。人人都懂得自爱,不希望自己的家园受损。如果追求爱他人就必然把仁爱延伸至他人的家园,这是最明显不过的道理

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里孟子难能可贵地指出了“爱物”的逻辑前提是“爱他人”,并且非常现实地指出了对待人类和万物需要区别对待。从亲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推向仁爱百姓,再推向爱惜万物,这就形成了儒学的具有现实性的爱的逻辑次序,而这个次序又正好是和《大学》所开列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似的。如果在“修身”逻辑环节之先注意到孔孟心里默认的“敬天”就和基督教的修齐治平可比了。

可见,离开对于人的关注,片面地关注人与物的关系,片面地强调物的权利,是耶儒两家原典所不赞同的。最近50年的国际生态哲学以及国际生态神学思想有误导人类的嫌疑。片面地关注人与物的关系实际上遮蔽了对人与人关系的关注,更加遮蔽了对人与上帝关系的关注。在基督教看来,人与上帝的和谐是人与自然、他人、内心等等诸关系的和谐的前提。

三、非节制不达仁爱

众所周知,在西方,“节制”早就被列入著名的“希腊四德”(理智、正义、节制、勇敢)里了。在东方,很早就传播的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是以“仁”为首的。仔细品味这“五常”,也是无不暗含着节制之意。《论语·学而》特别明确地讲“礼”对社会秩序的节制作用:“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儒家另一句提醒世人的话也流传甚广:“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礼记·曲礼》)

基督教对于“节制”这个道理同样也十分看重。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使徒保罗关于爱的颂歌的开头一句就是“爱是恒久忍耐”。这就是说节制本身就是爱的体现

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522节那里讲到以“仁爱”为首的“圣灵的果子”九种,依次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把“节制”这个果子放在最后,耐人寻味。保罗似乎在对基督徒们说:节制是前面一篮子果实的底线保障,节制好比满盛之宝瓶的瓶底。如果要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这些美好的灵性果子,就一定要有节制,要约束自己而非任意妄为。简而言之,实现仁爱的现实路径就是节制,非节制不能够实践仁爱。

就普遍存在的道德律而言,仁爱对应着金规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马太福音》7章12节),节制对应着银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倘若金子连银子的价格都不具备,金子凭什么可以被称为金子呢?一个人倘若不能够节制,仁爱从何谈起呢?

既然节制对于仁爱是如此重要,那么,我们要追问,为什么非节制不达仁爱呢?人类普遍需要“节制”这一美德的深刻根源究竟何在呢?古圣先贤的教导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古代以色列民族很早已经意识到节制人心的重要性:“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旧约圣经《箴言》423节;2528节)在释迦牟尼那里认为我们人类的痛苦的原因在于“贪嗔痴”,尘世肉身之人由于缺乏智慧而执著于喜好之欲望和憎恶之情绪。在圣经里耶稣更加权威性地指出:“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约翰福音》6章63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马太福音》26章41节)保罗也深有感触地现身说法:“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肉体顺服罪的律”。(《罗马书》7章15-25节)在使徒彼得那里也有类似的教导:“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彼得前书》2章11节根据《史记·礼书》的记载,孔夫子的门下高徒子夏也曾经真诚地感慨过:“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这些话不禁令人联想到在保罗之前五百年的老子《道德经》里的感慨:“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简而言之,古圣先贤告知我们,现实世界里人类的欲望和情绪倘若不被节制就会妨碍人类精神灵性果实的结出。如果我们要追求先贤王夫之难能可贵说出来的生以载义”??(《尚书引义》卷五》)的充满仁爱正能量的人生光景,就必须要节制负面欲望和负面情绪。诚如《论语·里仁》所记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观看现实,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没有社会信仰、文化、道德、法律等等的存在,人性里的光明灵性就很容易被淹没,人性很容易呈现为动物性。在酒色财气、饮食男女方面,肉体按照其本性总是追求动物般的无节制的占有,好逸恶劳,穷奢极欲,贪得无厌,倘若不可得就会嫉妒他人以至于暴力厮杀。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盛至极就会随意征伐,承平日久则往往腐化堕落。所以,个体的人若要结出仁爱为首的灵性果实就必须要时常提醒自己,节制自己的心口手。同样,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若能够持久健康发展,就必须要维持一种讲究节制的文化空气。

四、仁爱统帅之下的大节制观

离开节制,仁爱会无路可走;而离开仁爱,节制则会误入歧途。一个人乃至全人类的节制都必须在自爱和爱人如己的大方向上展开,牢记仁爱的大目标,节制的展开才值得谈论。

对于个人而言,离开节制就无法达到仁爱的目标,离开节制就无法结出以仁爱为首的灵性果实。节制观念对于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同样十分必要,只是人类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庞大整体,其自我节制远比一个人的身心自我节制要复杂得多,但是少数人的觉醒意义重大,尤其是那些具有体制能力者的觉醒。相对于个人的节制而言,人类整体的节制性发展这是“大节制”。目前,就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针对人类流行的一些崇拜误区,我认为大致上有七大节制可以谈论。简述如下:

1、节制偏执一端的民主崇拜和威权崇拜。

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头脑和身体的关系,就会明白,偏执一端的民主政治和威权政治都各有其弊端。这些弊端无疑会祸及地球环境和人类生存。民主政治弊端在于无节制地讨好民众,典型的后果例如希腊等西方国家的债台高筑。威权政治弊端在于个体利益和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完全有赖于执政者的修养和胸襟。而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不兼顾整体和个体两个方面。

在中国儒典里蕴含着一个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的结合:仿生政治学(即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在《尚书·大禹谟》中,大臣益对君王舜的一句进言所传达出的政治理念至今依然闪耀着深刻的智慧光芒:“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既不要放纵一己之私欲而背离民心,也不要违背真理而一味讨好百姓。基督教和儒家都赞同“天工,人其代之”。在政治领域,上古儒家特别指出,君王代表上帝爱护民众,民众代表上帝评判君王,“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民权与君权同属于无形神权的现实分支并且二元神圣二元分断,这才是政治儒学的真正有益于全人类的宝贵资源。如果以人的身体来作比喻,毫无疑问,只有贤能睿智之辈才可以作头脑,而一般民众就是身体的各个肢体。肢体不能够决策整个人体的前进方向,但是头脑的决策一定需要顾及肢体的感受。当头脑错误地决定了全身的运行方向以后,肢体的痛苦反馈可以立刻促使头脑改变决定。这就是模仿人的生命机理的仿生政治学,它完全可以矫正西式民主政治之偏颇,也可以改良完善东方知识分子所崇尚的历史悠久的权威禅让制。

2、节制金钱崇拜。

    现代社会的人类差不多到了这样的地步:以金钱衡量一切个体的价值,以GDP衡量一切国家的价值。人类经济领域出现了对于GDP的无节制的增长追求和增长期望。这必然会危及地球环境。在这方面,耶稣基督的话足以振聋发聩:“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章26节)全人类都在迅疾行走,却大都忘记了出发的目的:发展经济是为了生活,不是为GDP的漂亮数字。GDP概念忽略了社会福利成本、环境资源成本等问题。如果一个国家仅仅以最大限度提高GDP的漂亮数字为目标,那么很可能牺牲自身的可持续性。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国家发展成功与否的唯一指标明显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国际社会应该建立新的评估体系,从多方面衡量社会进步程度。至少在人类媒体宣传领域应当淡化GDP概念。

3、节制多子生殖崇拜。

《创世记》记载,上帝命令人类“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创世记》128节),但是今天人口已经膨胀,人类已经“生养众多,遍满这地”了,故有必要推广平衡性的生育观念以节制人口爆炸风险。

就人类整体而言,人口的不顾条件的无节制增长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智慧和幸福。社会政治体制的活跃也并不能够万能地容纳无限多的人口。具有先见之明的民族也应当具有对全人类的理性繁衍负责的爱心。故计划生育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必要的。中国不仅应当在国内倡议计划生育,节制人口,而且还应当把一种理智的计划生育理念通过联合国向全人类积极推广。为使人类人口在一定数量上达成平衡稳定,适度的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应当是:对于每一对夫妻,二胎合法,三胎以及三胎以上则使用经济手段或其它对社会有益的事业劳务等弹性手段而非一律简单地以强制堕胎等刚性节育手段来调整,并且把生育政策向那些对社会贡献突出者倾斜,让所有愿意多生育的公民首先懂得一个再简明不过的道理:一个人的肉体生命存在理应意味着个人对社会的一份贡献,一颗新星的出现理应使天空变得更加璀璨。

4、节制军力崇拜。

日益庞大的军备竞赛,不仅浪费了人类的各种资源,而且还使得人类的自我毁灭具有了可能性。有识之士应当意识到,需要通过联合国向全人类积极鼓动全球裁军和全球销毁核武器,以消除人类自我毁灭的军事风险。

5、节制科技崇拜。

科学技术长期以来备受崇拜,从未被认为应当有严格的边界和纪律。目前,未知的科学技术风险已经蔓延到人类的自我异化和自我毁灭之可能性。故应当在全人类范围内强制性地为科技立法,以节制人类自我异化的风险以及人类自我毁灭的风险。保障人类的智慧仅用于有益于人类生命的正途。

6、节制革命崇拜。

谁都懂得,忍饥挨饿无法正常展开人生。历史上,由于贫富分化严重而无数次地发生暴力革命。近代以来暴力革命更是在世界范围内频繁涌现。这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的破坏性的代价。暴力革命无论革命的目标是否变为现实,都是必然地首先把人口减少、财产毁灭变为现实。其次,暴力会滋生新的暴力。革命过程中的人一旦陷入暴力的你死我活的残酷之中,则必然不择手段地争取胜利,极其容易忘掉了革命的目的,极其容易“以革命的名义戕害革命的理想”。(高尔基)历史表明,暴力革命后总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够进入共和政治局面。因此,需要普遍建立社会保障系统以节制贫富分化所带来的人类自我动荡的风险。

在《圣经》摩西律法中,就有安息日(年)、禧年等等条例,旨在保护生产攫取的节制性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堪称现代社会的学习榜样:“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出埃及记》2311节)“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地上的走兽当食物。”(《利未记》256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利未记》25 8-23 节)上帝通过第五十年的禧年设计,恢复人的平等自由,恢复无产者的产业,穷人富人重新站到了同一起跑线。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上帝希望人类社会要节制贫富分化,应当把贫富矛盾在一定期限内清除归零,如此人们才能够持久地安然居住。圣经里又特别强调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箴言》1434节),一个国家真正的支撑力量在于公义的程度而非金钱的多寡。这种理念在孔夫子的思考中也出现了:“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就此而言,《共产党宣言》里至今依然没有过时的政治思想无疑就是社会保障,这值得中国的执政者继续认真实践,并且也值得向全人类推广。

7、节制迷信和愚昧,即节制宗教冲突和文化冲突。

   孔子的庶富教理念非常合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社会在拥有了充足的劳动力,并且解决了粮食等基本物质财富的生产问题之后,最大的需求就是知识教化。在现代社会,教化和教育很可能被自由的信息传播取代。但是总之,教化、教育、自由的信息传播,都是驱除愚昧和迷信的良药。具体内涵可以包括普及教育、推广文化交流和信息交流、普及互联网资源、促成自由的理性的讨论,等等。这些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在于,伴随着批判性和讨论性的大规模自由信息传播,迷信和愚昧的空间必然被驱除,进而必然有益于节制宗教冲突,节制人类因为信息隔膜而彼此仇恨彼此分裂甚至彼此战争的风险,节制人类因为信息隔膜而远离真理的风险。我们并非要和稀泥,我们并非要不讲是非地包容一切传统文化的一切教导。但是,我们今天不应当采取暴力性强制性的行动来迫使别人赞同我们所认为的真理。我们的指望是,在人类的自由的非暴力非强制性的信息接触和批判性的漫长讨论中,真理终究会朗然呈现。心灵的迷雾不能够指望用暴力来驱散,只有文化的自由传播才是持久的看似软弱实际无比强大的力量。这种从容不迫,乃是基于对人性依然含有光明因子的相信。阳光普照是驱散黑暗的最好路径。普照的阳光,即使不能够取悦一些习惯于洞穴黑暗环境的人,至少能够帮助到那些追求光明的人。信息的自由传播,即使不能够帮助到一切人,至少能够帮助到那些追求真理的人。互联网上的自由的宗教对话在一定意义上对于普罗大众可能更有效果。

五、非敬虔不达节制,非基督信仰难达敬虔

针对人类流行的一些崇拜误区,我们谈论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七大节制。我们也曾经看到古圣先贤告知我们,现实世界里人类的欲望和情绪倘若不被节制就会妨碍人类精神灵性果实的结出。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若能够保有一种讲究节制的文化空气,首先就需要社会的大量个体讲究节制。下一个我们关心的逻辑环节就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个微观分子,我们具体如何做到节制?一个人若要能够战胜自己肉体的软弱,能够“克己”,“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哥林多前书》927节),具体该怎样做呢?

基督在指出了人类面对真理时必然会出现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马太福音》26章41节)的现实境况后,他及时地给出了应对之方。在基督看来,只有一条窄门可走,那就是“警醒祷告”(Watch and pray)。(《马太福音》26章42节

这个教导如果换成学术语言,就是:对外永不止息地不断追求真理(pray);对内永远谦逊地不断省察自己内心(Watch,要求我们的心灵主体在追求真理和公义的道路上,拒绝对于非真理对象的崇拜和执着,拒绝对于昔日成就的满足,拒绝自高自大,拒绝一切虚荣。这个教导呼应着全本圣经对于人类教导的核心主题“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章8节)概括而言就是:“行义但不自义”。这既是雅各看见的因行为称义又是保罗看见的因信心称义。以色列民族先知弥迦的话,跨过亚洲大陆的广阔空间,又与东方华夏祖先的古老教导遥相呼应:“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是乃天道”。(《尚书·大禹谟》) 对于个人日常生活而言,这“警醒祷告”不应当是临时抱佛脚式的祷告而应当是像孔子那样时时于心中支搭圣殿的“丘之祷久矣”的祷告。行义但不自义,或者德、谦的涵养,都是一个生命不息追求不已的过程,绝非片刻可成之功

根据基督的教导“警醒祷告”来看,一个人若要能够做到对外不断追求真理,对内不断省察自己内心,明显地还需要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信仰对象来作为凭借,非敬虔不达节制。

为何关乎终极真理的信仰对象必须具有人格化呢?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在《文化神学》一书里讲到“一个中性的低于人的观念不能抓住人性的核心,因而不能使我们的审美情感和理智需求得到满足,它也不能改变我们的意愿,不能消除我们的忧虑、绝望和孤独感。正如哲学家谢林所言:‘只有人可以治愈人’。这就是对于现存的宗教来说,人格化上帝的信仰必不可少的原因”。[3]人是不可能与非人格的对象达成心灵沟通的。宗教信仰中所敬畏的对象如果没有人格存在,则敬畏感就难以真正建立起来。这样的宗教信仰终究会沦为无神论,从而丧失掉敬畏之心。

    然而,是否只要有了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信仰对象就能够确保胜过肉体的软弱呢?风闻有上帝存在的人能够自觉凭借良心而行义者,像约伯那样的义人,在历史中并非完全没有,但是罕见。

我们看到,基督在世上最初的一批以彼得为首的门徒,既有从亚伯拉罕以来传承的人格上帝信仰,又有基督反复的耳提面命,然而在关键时刻他们并没有能够做到“警醒祷告”,并没有胜过肉体的软弱,并没有胜过肉体的贪生怕死和恐惧的情绪,并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然而,在基督复活之后,他们羞愧并且产生了彻底的勇气和信心,有力量战胜自己肉体的软弱,四处艰辛奔波传福音乃至不惮于殉道正因为人有肉体的软弱,这种软弱只有在信仰和希望的激励下才可能被战胜,灵性的仁爱果实才可能呈现。此即非基督信仰难达敬虔的最初例证。对比门徒在基督复活前后的情形,差异何以如此之大呢?这里关键的事件是基督的死而复活。这个被多个作者记载于历史文献里的绝非偶然的而是事前多次预言事后应验的具有确定宣示性的“神圣者的死而复活”事件,首先自证了神圣者的超越死亡之神圣性。其次,由于“神圣者的死而复活”事件的出现,耶稣的以“敬天爱人”为核心的一系列教导因而就具有了令人值得用生命去倾听的价值,因为这事件见证出真理和生命的确定无疑的纽带关系。第三,耶稣亲自说他“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约翰福音》1837节)因而这个“神圣者的死而复活”事件也是指向了人类一切文化传统里的真理性成分。因而各大文化传统里那些可以和耶稣教导相印证的内容也就具有了令人值得用生命去倾听的价值。这就不是用基督信仰来废弃其它文化而是以超脱于基督教教义和教政的耶稣信仰来坚固成全人类文化里的一切真理成分。当然包括对人类一切优秀道德传统的肯定,当然也包括对于仁爱统帅之下的节制理念的肯定。这样,基督信仰无疑是可以强有力地促进人类对于肉体软弱之欲望和情绪的节制。

儒家与基督教传统中的“金规则”虽然表述的内容非常相似,但是它们的奠基点一个是人的自然良心(如孟子所言的恻隐不忍之心),一个是基督的明确指令(《马太福音》7章12节。良心并非不重要,但是在压力之下良心难免倍感脆弱。因为缺少一个外在的凭据:凡为真理和正义而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面对外在的压力和肉体的软弱,良心的可怜就在于,面向过去,良心寻找不到一个清除罪恶感的药方;面向未来,良心寻找不到一个不继续作恶的理由。

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难能可贵地把“义”视为“立人之道”,他说: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尚书引义》卷五》)但是,面临压力之下,凭什么让人相信“义以立生”此言不差呢?

基督宣告“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马太福音》1625节))的时候,我们可能视之为疯话。但是当基督以其死而复活独特地展示了生命和真理之间的联系纽带的时候,我们岂不感到这正补足了千百年来人类心灵里那缺失的逻辑环节吗?

六、非批判西方传统主流神学,基督信仰难免被误读

我们前面曾经提到,如果基督教对于人类的生态危机确实有些责任的话,那么,这个责任应当归算到近代宗教改革运动以来流行于基督教内部的偏颇的神学思想。换言之,推论开来,若不批判这些神学思想毒素,人类的危机怎么可能止步于生态环保领域呢?这些神学思想毒素,主要就是新教神学思想里面的原罪论和预定论(另外详见拙文五万字《原罪论预定论批判》)。无神论公然销蚀人类的敬虔之心。而基督教新教神学思想里面的原罪论和预定论所含的复合毒素却是暗暗地麻醉一些基督徒的敬虔之心。这是对于人类的主体性和责任心的另一种销蚀。这些神学思想毒素是对于福音书里基督信仰的误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仅没有信仰会助长人类的私欲横流和不敬虔不节制,而对于信仰的误读也会助长人类的私欲横流和不敬虔不节制,至少会使得广大初信者难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希伯来书》61节)

基督信仰是对于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宝贵补足,有利于在华夏儿女心中唤醒祖先的敬天信仰,赋予敬天信仰以明确的内涵,并且有力地使得慎独等美德成为可能做到的道德境界。不仅如此,从另一方面而言,耶儒对话、耶儒融合的过程或者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发现并且排除西方传统主流神学里的思想毒素的过程,基督教中国化有助于保护福音书里的基督信仰不被误读。

具体而言,例如,当我们发现《尚书》保留的华夏祖先的上帝信仰里频频出现的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尚德”的时候,我们能不质疑得救唯靠恩典、唯靠信心的新教教义吗?我们能不把被某些人视为“稻草之书”的《雅各书》重新重视起来吗?进而我们能不把被某些人忽略的福音书里强调遵行天父旨意的基督教训重新重视起来吗?进而我们能不进一步思考知行合一、信行合一、行义不自义的归向道理吗?唯有强调“信行合一、行义不自义的归向道理”的基督信仰,才可能恢复被佛道思想所泯灭的上古儒家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生命主体性,也才可能苏醒一些基督徒麻醉的敬虔之心

七、无论遇到何种世界观,面向未来总要有所作为

面向人类的未来,自古以来就有悲观和乐观两种预期。或许悲观论者会认为,我们讨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话题纯属多余,未来不可救药,不必做任何的无用功。但是我们不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们愿意在此明确地提供基督信仰对于一切关心人类可持续发展之努力的支持。

基督教这方面,我们相信,无论《启示录》所预言的未来美好的“新天新地”是实像性的还是象征性的,无论“新天新地”和我们的努力有无直接的联系,我们在今世善良的努力追求都不是没有意义的。戏院的演出是短暂的,但是,剧中的角色却可能永久流传。而角色若不通过舞台上的短暂演出活动就无法展示并得以长久流传。先秦中国的儒典《尚书》里频频传达出如此信息:德配上帝者方可被擢升到上帝的身边。这就是宝贵的“宾配”信仰。这种信仰若和基督信仰结合,儒家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刚健弘毅的人生观就足以获得面对一切悲观论者挑战的力量了。所以,无论面对何种世界观,耶儒文化系统里都有资源支持这样的抉择:面向未来总要有所作为。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基督信仰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所能够提供的帮助是独特而有力量的。而耶儒融合的基督信仰更加有益于提醒全人类的节制。因而,面向未来,中国应当更加需要有所作为,特别需要以中华文化渊源深厚的尚德传统呼应出基督信仰里那些仁爱性的节制性的行动性的内涵,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指导,终结撒切尔夫人所说的中国仅仅会输出电视机而没有什么思想理念输出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基督信仰的帮助下,中国文化如果能够更加注意涵养谦逊精神,那么就非常有前途了。这样,将可能出现如此的中国文化精神: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行义不自义是以有希望,刚健有为并且自强不息,永不自满,永远创新,永远追求真理。如此的文化空气将有可能使得中国肩负起挽救人类危机的使命,成为“人类历史的约瑟”。西方曾经有人预言伟大中国将成为保护基督教健康成长的精神摇篮。也许,基督教的历史之路还很漫长。[4]

 

20161019





[1] Lynn White.: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J].ScienceMarch1967p1203-1207.

[2] (德)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隗仁莲,苏贤贵,宋炳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32页。

[3] 保罗·蒂利希《文化神学》,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8月第1版第170页,陈新权、王平译。

[4]  本文是为2016年尼山论坛提交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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